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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安文史二十题

2022-9-4 12:03| 发布者: wlgn| 查看: 51| 评论: 0|原作者: 罗遵义 雷霖

摘要: 编者案:由罗遵义、雷霖编著的历史文化专著《正安史话》即将出版面世。该书综合多方研究成果,以简明平实的文字,客观记述正安自古以来发生的众多史实,对人们全面了解正安的昨天,更好地珍惜今天,努力开创美好幸福 ...
编者案:由罗遵义、雷霖编著的历史文化专著《正安史话》即将出版面世。该书综合多方研究成果,以简明平实的文字,客观记述正安自古以来发生的众多史实,对人们全面了解正安的昨天,更好地珍惜今天,努力开创美好幸福的明天,相信会有一定的帮助。

本期,本刊特从《正安史话》中,选载二十题,见笑于大方之家。

不同历史时期的珍州

说到正安的历史沿革,人们说得最多的应该要算“珍州”了,譬如“古珍州”、“珍州旧地”等等,许多特定场合还自称为“珍州儿女”,其中融汇了人们很深厚的地缘情愫以及对历史的惦念。但是,珍州作为由唐至宋600多年间地方行政建制,其行政级别、治辖区域、州治治所、管理体制等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作为正安人,很有必要全面了解珍州600多年的演变过程。

珍州最早建置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官方采纳渝州万寿县人的建议,“开山洞”而置播川镇。因川中有座山叫降珍山,于次年改播川镇为珍州,这是珍州州名之始。对珍州州名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为了纪念东汉先贤尹珍而取其名为州名,意在弘扬其教化育人的精神理念。应该说以上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前者重区域内地理标志而显名,后者则侧重于带有政治色彩的管理理念而树立楷模。

珍州初设时其行政级别为今天的地(州)级,下辖夜郎、丽皋、乐源三个县。正安属乐源县境。唐天宝元年(742)改珍州为夜郎郡,治辖没有改变,但随后即与东北面的溱州合并为溱溪郡。乾元元年(758)又将夜郎郡分出另设建制仍名珍州,治辖如前。元和二年(807),又撤去珍州并入溱州,州治在今綦江南部的黔渝界上,领荣懿、扶欢、乐源、丽皋、夜郎五个县,正安仍属乐源县。

自唐中后期开始,因王朝统治衰弱,之前一直被列为经制州管理(即由朝廷直接派流官经理节制)的溱州地域,逐渐变为羁縻州管理(即由地方民族首领自治管理,相当于之后的土司制度),并且这种管理方式一直持续到明万历年间“平播之战”后明王朝实行“改土归流”方才终止。

北宋乾德三年(965),实际统治溱州地域的土著酋长田景迁“以地内附”(即献出治辖地域归附朝廷),朝廷赐名珍州,封田景迁为珍州刺史,领夜郎、丽皋、荣德、乐源四县。开宝元年(968),田景迁说本州多火灾,请求改为高州(一说为“西高州”),又称夜郎郡。大观二年(1108),夜郎郡以及遵义市地域内又有三个土著首领向朝廷“献地”表示归附,朝廷即以杨光荣献地置播州,以杨文贵献地置遵义军,以骆世华、骆文贵献地复置珍州。此时的珍州初领乐源一县。宣和三年(1121)领乐源、绥阳两县及遵义砦,治所乐源,在今仁怀东南,正安仍属乐源。南宋咸淳(1265--1274)末年,珍州及所属两县划属播州,又称乐源郡。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或稍后,置珍州思宁等处长官司,仍隶播州。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占据巴蜀及播州之地的明玉珍建大夏政权,因避讳改珍州思宁等处长官司为真州。这是历史上包括正安在内的区域在地方行政建制上以珍州为州名的终止。之后才是真州长官司、真安州、正安州、正安县的地方行政建制及名称的历史演绎。

正安的土司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对少数民族地区一时难以直接统治的情况下,沿袭该地区先前的管理制度实行的一种间接统治的治理体式,是在朝廷派遣流官实现直接控制之前的一种权宜之计。正安地处西南荒僻之所,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被历代王朝视为“化外之邦”,因此自唐末至明万历“改土归流”的近800年间,正安一直处于土司的统治之下。

综合《遵义府志》、《正安州志》、《正安县志》、《道真县志》、《遵义百科全书》以及有关谱牒的载述,正安(含道真地域)历史上的土司主要有冉、韩、骆、郑等四大姓。其任职及世袭情况大致如下:

冉姓土司:冉姓尊冉桂森为始祖,因有从父冉守忠征南僚、平诸洞之功,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被授为珍州军民宣慰使,子孙世袭,其间职务有变更,直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改土归流”时冉晟改任本州土同知并替袭迄止,历经宋、元、明三朝共424年,其后革除时间不详。

郑姓土司:正安郑姓尊唐末入播平南诏之乱的郑畋为始迁祖,尊郑畋的十世孙郑昌孙为始祖。因郑昌孙于南宋嘉熙元年(1237)率部抗击蒙军有功,被授为珍州总制兼蛮夷总管,世袭数代至明洪武五年(1372),诏令改总管府为长官司,郑瑚为首任长官司长官,之后传至第十二代郑葵,时平播之役爆发,郑葵和副长官骆麟率先归附朝廷,以千人从军为向导,立有战功,故“改土归流”时授郑葵为真安州土同知,相当于副长官,从六品,并世袭至康熙十四年(1675)才被革除。郑姓自南宋领珍州总管至明洪武五年计135年,领真州长官司长官计229年,领真安州土同知计74年,先后历经南宋、元、明、清四朝共计438年。

骆姓土司:正安骆姓尊骆世华为始祖。骆世华于唐僖宗乾符三年(876)与杨端、郑畋、成展、安增、令狐滈一起受僖宗敕令入播平南诏之乱,职授光禄大夫领前军元戎镇夷大将军,“血战六载,方获全功”, 后受僖宗敕令“釆地乐土,遇烽沿获,永镇边夷”,即为统治地方蛮夷的首领。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朝廷以骆世华之十二世裔孙骆文贵献地内附而复置珍州,授奉训大夫、内殿崇班使,仍领珍州,子孙世袭至明洪武五年(1372)改授真州长官司副长官,再传十一世至骆麟,“改土归流”改授骆麟为真安州土判官,从七品。天启元年(1621)骆麟子光祚袭任,传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因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王朝覆灭,真安州骆氏世袭之职也到此终止。正安骆氏自唐末骆世华至明末骆光祚止,先后经历唐、五代十国、宋、元、明,世袭正副长官长达762年之久,是正安土司中世袭时间最长的一家。

韩姓土司:韩氏《南阳宗谱》说:“韩与郑、骆、冉建树州之绩,四司分管珍地”。韩谱称珍州韩姓为宋韩世忠之后,其子彦质于宋绍兴元年(1131)入播平“苗乱”未归,因功世袭王爵,元初改食珍州,降为巡检司巡检,世袭至明初革除,其世袭王爵及改授土官共历240余年。

从以上典籍载述的情况不难看出,其中有不少相互矛盾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郑、骆、冉三姓在相当长的同一时期均为同一职级,如宣慰使、总制、总管、长官,是珍州至真安州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职务,不可能由几人同时担任;二是冉、韩二姓的世袭世系与总的世袭时间相对照,完全不合常理,如冉姓世袭时间共424年,而推导下来的承袭代数仅十一二代人,每一代平均为35年左右,世袭时间跨度长,承袭代数少,而且均无明确的承袭时间。导致以上问题的原因一是时间久远,史料散失不全;二是一些谱牒中难免存在牵强和夸大的问题。

但是,上述典籍的载述还是让我们了解到以下基本事实:一是在正安的历史上的确客观存在过四个姓氏的土司;二是这四姓土司在主政期间均无“暴政”记录;三是他们都能顺应历史潮流,在朝代更替之际,都能积极主动地归附新的中央政权,并应诏参与征剿平叛的战事,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上作出过重大贡献。以上这些,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改土归流”与流官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平播之战以杨应龙自缢身亡而告结束之后,为了强化朝廷对播州地区的实质性统治,平播之战的主帅李化龙向朝廷呈递了著名的《播地善后事宜疏》,提出了在播州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朝廷即于次年在播州地区全面实施“改土归流”,所有新建置的府、州、县主官一律由朝廷选派,对归附早、有战功、无民怨的大小土官则改授副职。

查正安现存清代编撰的《正安州志》、《正安新志》、《续修正安州志》三部史志,记录在案的从“改土归流”至清光绪年间近300年时间内,先后在真安州、正安州任职的流官共计279名,其中知州(州牧)122名,学正33名,训导36名,吏目55名,千总(把总)33名。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名录是不完整的。

从时间跨度上来分析,知州(州牧)一职的名录较为齐全详实,多数的到任时间精确到月日,而且上下任之间都基本上能够衔接,但另几职的记述就比较简略,缺漏就比较严重,其中学正和训导两职上起于康熙五十五年,吏目一职上起于雍正元年,千总(把总)一职上起于乾隆二十一年,这三个职务上起时间之前一直到“改土归流”的那一段时间,是当时的中央朝廷本身就未设置这些职官呢,还是虽然设置了但未委派,或者是记载散失?现在已完全无据可考,只能视为遗憾了。

我们再来看这些流官的构成情况。从文化层次上看,246名文职官员之中,有进士13人,举人53人,其余为贡生、监生、廪生或附生;从籍贯区域上看,来自外省的有158人,余者半数以上因记载太简略未注明籍贯,其中相当大部分也应为省外;从民族成分上看,有旗人14人(全为知州),其余均为当时意义上的汉人。

另外,我们从上述史志记述的详略,不难看出官员业绩的大小与优劣。名录中多数只载姓名、功名、籍贯、到任时间,另行评述为政情况的有37名,其中褒赞性质的36名,否定性质的1名,记述虽然都很简略,但观点十分鲜明,如对同治三年九月到任的知州杨言的评述:“剥削士民,疏防失守,合州实受其害”。寥寥14个字,就将其贪酷、昏庸的本性揭露无余,令后世永远唾弃。

综合多部史志及民间传述的情况,正安由明至清的流官中绝大多数还是勤政清廉、有所作为的,其中公认政绩卓著的有如下几位:

郭维屏 真安州首任知州,到任不久即选址于思宁里潏水园修建州城,从而结束了正安历史上“流动政府”的历史,推进了地方治理的规范化。

汪 歙 曾两任正安州知州。第二次到任即“请帑修城”,即位于今天县城所在地的州城。所建州城坚固壮观,时有“遵义府的大堂,正安州的城墙”之誉。

张元钰 知州任上,在原“正安义学”的基础上重新修建了一所颇具规模的书院,并亲自命名为“古凤书院”。这是正安历史上的第一所由官方修建和开办的书院,对正安文教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罗才枟 曾两任正安州知州,复任后见“古凤书院”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雨侵蚀,已经十分破旧,便主持对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建。首先在院内重建讲堂三间,同时在东西两廊增建斋舍十间。讲堂之上,建楼一座,曰“魁星阁”。后堂又扩建三间并左右厢房。经过此轮建修,书院面貌焕然一新,更加宏敞壮观,规制更加完备。他将重修后的书院改名为“鸣凤书院”。

赵宜霦 曾两任正安州知州,任内重视兵防以消除匪患,制约豪强以解民众疾苦,鼓励整修道路以利通行。另外还办了两件特别有意义的大事,一是拨款重修“务本堂”,并亲自撰写了《重建务本堂小序》,对尹珍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倡导“尊前贤,励后学”;二是主持编修了《正安州志》,并亲自撰写了《正安州志序》,在前人修编志乘散失殆尽的情况下,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陈大典 进士出身,道光三十年任正安州知州。任上“爱民爱士,弊削风清,不事严刑,听断平允”,百姓有“父母”之称,离任时哭泣相送数十里。

朱百谷 知州。任上爱抚百姓,“内平花池教匪,外御桐婺叛寇”,并主持修建文峰塔“以培文运”,著有《太学坊表》八卷刊印发行。

于钟岳 于邻近务川、湄潭匪乱盛行之时任正安州知州,为保境安民,先后两次率部往务川、湄潭助剿匪乱。他特别重视教育,先后创建安溪书院,重修鸣凤书院,维修务本堂,亲撰2000余字的《尹道真先生务本堂碑》,力辩尹珍为正安人,其翔实的考证和鲜明的观点,对后世研究尹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有《嘻笑山房诗》若干卷。后升任遵义知府,奉调龙里镇压苗民起义时战死,时年仅37岁。

彭 焯 因军功而任正安州知州,任上断案公允,治理严密,尤其关顾贫弱病残之人。先后两次率领募集的民兵攻打骚扰县境的务川土匪,终绝匪患。后升任遵义知府,逝于任上。

徐阶平 正安州吏目。当时遵义知府 引种柞蚕成功并向各州县推广。他在悉心教民饲养柞蚕的同时,还从外地请来技师传授烘种、饲养、缫丝、纺织方法,之后又从浙江购进桑蚕种,引导百姓种桑,发展桑蚕,加工丝绸。正安蚕丝和丝织品因品种齐全,质优价廉,而成为省内及陕、甘、川、鄂等地客商的首选。他又捐出养廉费修建三圣祠,其旁设蚕丝交易所,进一步推动了正安蚕业的迅速发展。他任吏目13年,廉洁自守,捐廉助学,爱抚百姓,民间均尊为“慈母”。他63岁时告老还乡,因贫滞留遵义杨柳街,去世后葬凤凰山下明心寺后。正安百姓感念其恩德,集资于三圣祠旁修建徐公祠,安场、瑞溪徐公祠也相继建成,每年分四时祭祀。后经遵义知府平翰题奏获准,徐入祀名宦祠。

郎承谟 重庆丰都人。少年勤学,19岁中举,20岁进士及第,先后两任正安州知州,是正安州最末几任知州之一。任上创立师范传习所一间,续办蒙养学堂四所,创办高等、初等小学堂各一间,并规定全州屠捐全部用作教育经费,大大推动了新学的发展。他十分重视交通建设,先后主持募捐修建了公馆桥、杨兴桥等多座大石拱桥,修通了米粮至牛都坝之间“十二茅坡”悬崖峭壁上的通行大道,使百姓出行艰难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因其功德广布,百姓皆尊称“郎大老爷”,其名其事妇孺皆知,民间还衍生出许多有关于他的传说并流传至今。

真(正)安州三个州城及几次迁徙

今天的正安县和道真县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县级行政建制,是从明洪武十七年(1384)改真州设置真州长官司开始。真州长官司存在的217年间,因战乱频繁、时局动荡,很难确立相对稳定的治所,所以一直没有修筑城池。

万历二十八年(1600),因统治播州的土司头目杨应龙公开反叛明王朝,朝廷即派辽东巡抚李化龙总督湖广川贵军务,调集20万大军分八路入播,经过几个月的苦战,终于在 当年六月攻陷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囤,杨应龙自缢身亡,被称为整个明朝时期最大的两次战役之一的“平播之役”宣告结束。

为了确保播州区域的长治久安,平播之役的次年,李化龙上疏朝廷,请求废除原播州地区世袭七百余年的土司制度,改行由朝廷委派官员治理的流官制度。朝廷采纳了李化龙的建议并立即实施,这就是遵义历史上著名的“改土归流”。

按照“改土归流”的方案,朝廷废除了播州宣慰司,以其地分设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派流官治理。遵义军民府辖区为乌江以北之地,领1州4县,即真安州、遵义县、仁怀县、绥阳县、桐梓县。真安州为原真州长官司改置,其辖区如前。播州的改土归流加强了边沿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对维护国家统一有着深远的进步意义。

平播之役与改土归流,给当时的乌江南北广大地区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局面,因此修建州县城池逐步列入主政者的议事日程。改置前的真州长官司的治所的具体地点没有准确的记载,《明一统志》和《明寰宇通志》说蒲明寺在真州长官司治东(未言里数),务本堂在真州长官司治西六十里。据此推断,真州长官司的治所应在普明寺与务本堂之间,而普明寺在今道真县的上坝,《道真县志》(1992年版)认为其治所或在上坝场附近,或在桑木坝,但有待于考证。

平播之战的第二年即1601年,真安州知州郭维屏选址于思宁里潏水园(今道真县旧城镇)新建州城。州城占地44万平方米,城垣周长2340米,东西南北面分别为巩昌、永清、兴化、崇明4个城门,各门均建有城楼。该工程于当年4月动工,次年秋天竣工,仅一年半时间。从现存遗迹可以看出,城墙全系重两三百斤的长方石料砌垒而成,仅城墙石料就至少达五千立方,工程之浩大之艰巨可想而知。在当时建筑工具较为落后的条件下,工程速度之快令人惊叹,这一方面体现了先民们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也足见府州两级对州城修建的高度重视,因此在工程督促上就肯定特别的紧严。

潏水园作为真安州的州城只有19年时间,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迁往正安东北的毋敛坝,相对潏水园州城故称为新州。修建潏水园州城,应该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为什么使用不到20年就弃之迁徙另建呢?《正安州志》对此有明确的载述:“偏处北隅,离府辽远,地势偏窄,形如坐井。”“于州之四方独远,……离府六百余里,不但公役跋涉为苦,一旦缓急,应援无及。”可见迁徙另建的原因是城址不居中,离遵义军民府太远,遇到急难事情鞭长莫及,不利于长治久安。《正安州志》又载述了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即是州城“为土寇窃据,迁于三江里”。而新的州址之所以选择三江里毋敛坝,一是这里距四川近,因为当时的真安州隶属四川,便于上下衔接;二是这里是川黔交通要道的门户,有利于商贾交易;三是这里是东汉先贤尹道真的故里,文化底蕴深厚,有利于通过文化加强治理。新的州城选址位于上一年重建的尹珍务本堂的东北五华里处,即今天的新州镇老城村。新的州城在正安史学界称为“明真安州州城”(潏水园州城则为道真地域上的“明真安州州城”),其建设过程及规模格局等,至今未查到明确的记载,但从至今仍明显可见的城垣遗迹,以及当地沿袭称呼至今的“大堂”、“二堂”、“鼓楼坝”、“城隍庙”、“弘乐寺”、“城门洞”、“北门坡”、“西门田”、“上街”、“下街”、“老城”、“韩家楼”、“润生号”等地名,还有合作化时期改土造田挖出的不少的古砖、碎瓦、瓷碗、铜器、铁器、铜钱等物件,可以推测出新的州城至少应与潏水园旧城不相上下。

明真安州州城存在了22年,于崇祯十七年(1644)被川匪姚天栋、黄龙攻陷,州城毁于火焚。清康熙元年(1662),新任知州金思睿迁州治于古凤山麓,即今正安县城。当时清军入关不久,天下尚未大定,无暇筑建州城。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反叛占据云南、四川、贵州,真安州自然被纳入吴三桂的治辖,州址便迁至土坪,但因该地一则缺水,二则一马平川易攻难守,又于康熙十五年(1676)回迁至古凤山麓,州址从此再无变更。

雍正二年(1724年),因避讳改真安州为正安州。新的正安州城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初六动工兴建,次年二月初五告竣。州城城墙高一丈八尺,城垣周长五百三十二丈五尺。有城门四座,东西南北分别为“来青”、“迎薰”、“凤仪”、“拱极”。每座城门底座长约四丈五尺,宽约四丈,高二丈五尺,城门洞宽八尺。城门上修有总高三丈八尺的两层长方形阁楼,第一层为石砌炮台,第二层四面花窗,以作瞭望放哨和检阅、休息之用。阁楼四角翘檐,两层八角欲飞,气势宏大壮观,故有“遵义府的大堂,正安州的城墙”之誉。此次修建,虽然仅仅用了四个月时间,但作为州城已经初具规模,之后的嘉庆二年(1797)又再次进行了补修和续修,正安州州城才最终定型。

从真安州治所由新州老城迁徙至今,昔日荒芜冷落的古凤山麓长期作为县级行政建制的驻地,给我们留下了351年难以抹去的记忆。

太平军过境正安

清同治年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率太平军转战于滇、川、黔三省。其所属部队中先后有三支大军过境正安。

最先过境正安的是石达开的第一干将赖裕新,他于同治元年( 1862 )从南川、綦江等地率军进入庙塘,之后转战进入云南。对这路大军过境的情况有关史志记述十分粗略,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当时的详细情况。

同年闰八月,太平军的另一将领杨三率军攻打遵义失利,即带着散兵四处转战,于第二年夏天占据了土坪。这时,正逢贵州提督、湘军副将田兴恕解任后赴四川经过正安,即调集当时境内实力最强的地方团练首领胡先绍、胡先锋、胡先海率部夹击,杨三被击溃,逃往市坪、晏溪一带。到了冬月间,杨三探知田兴恕已经离开正安,于是聚集散兵万余人围攻州城,截断了城中砍柴挑水之路,情势十分危急。当时的知州彭城有勇有谋,他一方面派人出城急调胡氏团练增援州城,一方面又派手下干将假降杨三充当内应,并承诺一定能够劝降知州,使杨三延缓了攻势,为胡氏增援州城赢得了时间。待胡氏援军到后,按照约定的信号,彭城率军民自城中杀出,诈降军士在敌营中奋力冲杀,援军从外围发起猛攻,太平军顿时乱作一团,伤亡惨重,杨三带着残兵退往隆兴场、杉木、花池一带活动一段时间后,撤离州境而去。

过境正安的第三支太平军是由李福猷率领的。李福猷骁勇善战,机警多谋,封“掀天燕”,任翼殿人台左宰辅,是石达开的重要将领之一,其地位仅次于赖裕新。同治二年(1863)3月,横江渡江失利后,石达开再次分兵,命李福猷率军三万进军贵州,回攻川东,作为疑兵掩护石本军成功地从巧家米粮坝渡过金沙江。李福猷攻入贵州后,得知石达开本军马全军覆没和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处死的噩耗,遂放弃渡江计划,转向东进,经正安、务川,入川东酉阳州,谋求东进湖南。李福猷在过境正安时,曾率万余人攻打旺里十甲晏溪场,其战况有关史志也无详细记载。

此外,《正安县志》和《道真县志》均有记载:同治三年(1864)五月,太平军一部在牟家坪石宝河(今道真洛龙境)与地方团练激战 5 天,斩团首牟应官。

反帝爱国先驱闵肇鲁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各地军阀手握重兵,独踞一方,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仍然面临着十分艰难的严峻形势。为了说服各地军阀接受统一,孙中山特地委派了一位青年干才作为“南方七省全权代表”,赴南方各省作军阀首脑的疏通工作。这位青年干才就是正安人闵肇鲁。

闵肇鲁于1892年出生于正安州城北街。闵氏系名门望族、文化世家,优裕的家庭环境给少年时期的闵肇鲁提供了良好的成长条件,因此比同龄人都要显得早熟,素有报国大志。高小毕业后,即考入贵阳法政专科学校,其间结识后来成为贵州一代枭雄的王文华、袁祖铭,思想更加激进,救国志向愈发坚定,立誓“为全中国办事”。1915年,他东渡日本,攻读于明治大学经济系,因其超凡的组织和号召能力,被选为“留东京同学会”会长,其间孙中山于二次革命后寓居日本,结识后受其影响至深,遂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忠实拥护者和实践者,深得孙中山的器重。

1915年5月,袁世凯被迫接受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国内迅速掀起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为了救亡图存,闵肇鲁号召留日学生退学回国,以抵制日本独霸中国的政治图谋。他回国后,即在上海自任主编创办了《救国日报》,撰写并发表了许多支持革命、反对卖国的文章,使该报成为上海各界革命舆论的主阵地,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该报旗帜鲜明地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声讨袁世凯政府的卖国行径,在国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期间,受孙中山之托,闵肇鲁常常辗转于浙江、广州、番禺等地,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筹措经费,以思想和行动充分体现了对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国大纲的拥护和支持,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肯定。正是基于此,所以在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组成临时革命政府,并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闵肇鲁就被调入总统府工作,紧接着又被委任为“南方七省全权代表”,担负起疏通南方各省、集聚革命力量的重大使命。

孙中山对闵肇鲁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因此在闵肇鲁夫妇于端午节离开上海赴南方七省开展工作之际,他与夫人宋庆龄亲自为二人饯行,并表示在他们完成使命后,将由政府出资,送他们到法国、德国考察,以便担负更加重要的职责。对闵肇鲁的这次南方之行,当时上海的所有报纸都进行了报道,足见社会关注程度之高,也从另一个侧面显出他所担负使命意义之特殊和重大。

为了不辜负孙中山的重托和厚望,闵肇鲁从上海出发后,几乎是昼夜兼程,由江苏而浙江,广东而广西,再从云南到四川。所到之处,除了向当地的军政要员做说服工作之外,还向民众发表演讲,历数军阀给人民造成的深重危害,号召民众团结起来,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广州临时革命政府,彻底根除军阀混战的局面,实现全国的高度统一,在当地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军政首脑人物的忌恨,从而埋下了祸根。

就在闵肇鲁前往重庆的途中,就有人告诉他,他早年在贵阳结识的好友王文华有加害于他的意图,劝他转道贵州。当时王文华已经高踞黔军总司令的显要位置,是独霸一方的大军阀,因参加护法运动而驻军重庆。面对危险,闵肇鲁没有畏惧,而是以使命为重,认为即便转道贵州,最终仍然要与王面对面地交锋,于是毅然如期赴渝。在千厮门码头,他受到了王文华的隆重迎接,并安排他下榻于陕西街的“楼外楼”。之后他在此连日接见来访的军界人士,其言行愈发引起王文华的忌惮。

农历5月15日是传统的“大端午”,王文华邀请闵肇鲁到驻地过节。随行人等均劝他别去,说这极有可能是“鸿门宴”。但他没有听从大家的劝阻,而是铭记孙中山先生的重托,在明知凶险的情况下毅然前往。结果,当他泰然步入王文华驻地镇守使(署)二门时,罪恶的枪声响了。就这样,这位被孙中山寄予重望的青年干才,终于被心怀叵测的地方军阀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时年仅28岁。

两架战斗机在县境坠落

抗日战争时期,在正安境内曾经坠落过两架战斗机,成为当时轰动全县的特大新闻。

民国二十九年(1940)三月二十日,一架银灰色的战斗机飞临今道真境内的三会场上空时,突然在空中颠来倒去,最后被迫降落在三会场角口河边的沙滩上。当时的人们从未近距离的看过飞机,事情发生后,在好奇心的驱动下,人们从四面八方往出事地点跑,很快就聚集了两三百人。这时,从机舱内走出两个身穿黄色翻领军服、头戴酱红色皮飞行帽的年轻人,先向大家作自我介绍,一个叫张光蕴,是国民党空军第二十四分队队长;一个叫周光开,系飞行员。二人都是河北人,共同驾驶云南防空司令部的“雪莱克”战斗机由重庆起飞,计划飞到湖南芷江,不料中途出现故障,被迫在此降落。他们要求会见当地官员,恰好三会场联保办事处的王怀瑾带领十余个保丁赶到,一边安排人看护现场,一边将他们接到办事处,同时派人飞报区、县两级政府。次日,二人急于返回重庆报告情况,王怀瑾即安排一个班的武装人员护送。二人为了表示感谢,行前还将一支左轮手枪送给王怀瑾。

当时,正安和道真还没有分县,时任正安县长的石勋接到报告后十分重视,即派马名麒赴三会场实地察看,之后具文呈报贵州省政府,同时将善后工作进行了周密安排。事情发生过后约一个周,重庆空军第二总站派来3名机械修理工,经过七八天的紧张工作,才将飞机拆卸完毕,然后由三会场联保办事处选派民工120多人,背的背,抬的抬,对大的部件则由16人一组轮班抬运,遇到崎岖险路不能通过时,还要派人到前面修路搭桥,可以说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整架飞机的部件送到指定的白马终点站,很好地完成了运送任务。

不久,重庆防空委员会和贵州省防空司令部,分别致函贵州省政府,对正安县长石勋给予嘉奖,并指令正安县政府对护送飞机的有功人员予以奖励。

民国三十四年(1945)十月十六日中午,一架银灰色的飞机最先是在当时的端恭乡(今桴焉乡)上空的云层中时隐时现地飞行,之后不久随着一声雷鸣般的巨响,坠落在大梁子小地名叫黄木马的荒山坡上。这是一架战斗机,机身已经完全损毁,两名飞行员当场死亡而且肢体不全。机上载有高射机枪两挺,长4寸、拇指粗的子弹有几万发。

坠机事件发生后,最先知道并发现现场的是名叫谢老花、叶南普的两个农民,他们在现场捡了手枪、手表和海绵垫等物品,然后将事情报告给副乡长周金相和曾经当过联保主任的骆晓臣,周、骆二人收缴了谢、叶二人捡的东西,带着乡丁和乡民共十多人到现场察看,并查清了有哪些人知道这件事,然后一再警告人们不许将此事说出去,否则就要谁的命。就这样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压了下来。

周、骆二人狼狈为奸,组织其亲随人员花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将飞机上的所有精密机件全部拆卸下来,指使谢老花、叶普南以贩运山货为掩护,运到重庆出售,还将两皮箱美元带去到银行兑换现钞,他们则在家里坐收横财。

由于周金相一伙人心怀叵测而严密封锁消息,一直到第二年五月县政府才得知黄木马坠机之事。县政府一位姓陈的科长奉县长周元椿的委派,坐着凉棚滑竿,带保警兵20余人,前往端恭乡核查。但这位科长好吸鸦片,又贪杯嘴馋,在周金相的刻意款待和重金贿赂之下,只在现场走马观花地装了装样子,回县后只说坠机属实,但却隐去了周金相一伙人的所作所为。周元椿又派向伦带领保警兵80余人,前往处理飞机残骸。向伦与周、骆二人本来就是老关系,加之二人又给了好处,自然对他们盗卖机件的事要想方设法地掩盖,于是将一些老实农民作为替罪羊严刑拷打,摆出一副秉公办事、一查到底的样子,当然最终就是不了了之。接着,县政府、区公所命令端恭乡从所属一、六、七、八、九五个保各出民工七八十人,在保警兵的严厉督促之下,将搜集的所有残件,花了整整四天时间全部运到县政府,不少人被累得昏倒,有的甚至吐血,受尽了折磨,而盗卖机件大发横财的周、骆一伙人却逍遥法外,一直未受到任何追究。

学联健将郑代巩

1938年3月25日,第二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武汉隆重开幕。国共两党及各界领袖周恩来、陈绍禹(王明)、陈诚、于右任、邵子力、黄其翔、郭沫若、沈钧儒等应邀出席指导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代表“全国学联”作《政治报告》并被选为全国学联第二届主席的,是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他就是被邹韬奋赞誉为“全国学联的一位健将”的正安人郑代巩。

郑代巩,小名玉寿,1915年8月出生于今杨兴乡大城村茶园塘一个远近闻名的富裕家庭。其祖父郑作卿系晚清秀才,父亲郑先辛,字绍臣,1917年毕业于贵阳政法学堂,曾先后任四川省叙永县县长、贵州省安顺县县长、贵阳县县长、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生长于这样的家庭,郑代巩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私塾启蒙,因此在他11岁时被父亲派人接到身边,先在安顺读小学,1929年因父调任贵阳就读于贵阳县县立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进步教师的支持和鼓励下,郑代巩成为贵阳县县立中学“抗日学生救国团”的组织领导者,并与徐健生领导的贵阳一中学生联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抵制日货为主的抗日救亡运动,最终由于他为了表明鲜明的是非立场,带领同学砸碎了有他父亲股份的“恒星益”百货商店,因此触怒了父亲,于是将他送到南京,在友人的管护下就读于南京中学。

郑代巩在南京中学就读高中的两年时间,是他在政治上迅速成熟的重要时期。他积极参加“自学会”的活动,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不断探索真理,寻求救国途径,并且善于联系实际,被誉为“哲学家”、“外交家”,并被选为该校学生会主席。由于他组织的一次次抗日救亡运动,在社会各界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多次对他进行暗中盯梢、监视,终于在一次刚参加完群众集会回校途中,被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关押于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后经其父多方托人营救,才获释出狱。但他并未被国民党特务的迫害所吓倒,出狱后继续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火热斗争。

1936年8月,郑代巩考入北平大学法商系,很快就加入共青团,不到年底即转为北平中共秘密党员,实现了由一个热血青年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重大转变。此后,他先后担任北平学联组织部部长、华北学联主席、全国学联常委,多次领导和组织了北平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使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学运斗争经验,是他之后成长为学运领袖历程中置观众重要的一个时期。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抵抗,我党组织流亡学生组成平津流亡同学会,由北平经上海抵达南京宣传抗日,向南京政府请愿。郑代巩作为该组织的党团负责人之一,在同当局的多次交涉中,由于拒不接受当局解散流亡同学会的“三条件”,遂被视为“主要分子”而被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郑代巩被捕后不久,其留学日本的堂兄郑代恩回国暂居南京,得知他被捕,即请时任南京宪兵司令部秘书的留日同学孙佑安等大力营救,郑代巩获释出狱。之后即按照党组织安排,与北平大学流亡学生一起转入西安临时大学继续学业,并担任该校抗敌后援会的主要负责人。

1938年春,郑代巩奉调到武汉,在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召开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由于国民党当局始终企图由三青团来统一领导全国的青年工作,所以指派C.C派分子千方百计阻扰学联大会的召开,并通令各省市国民党党部不准各地派代表到武汉参会。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经过郑代巩等人的努力,由中共领导的全国学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时在武汉成功召开,全国73所大中学校的123名代表参加会议,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政治阴谋。大会以后,郑代巩继续留在武汉,负责全国学联的日常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全国学联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四大青年团体之一,并得到世界学联组织的高度肯定和大力支持。

1938年秋,日寇西进,武汉危急,郑代巩奉派辗转湘、粤、桂、黔、川等地活动,加强了这些地方的学联与全国学联的联系,其间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广西开展活动时,争取到李宗仁的支持,动员广西学生军集体加入了全国学联。

1939年,全国学联暂停活动,郑代巩奉派先在成都后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共南方局青委委员,为《战时青年》的公开发行人。此期间,他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11月,在重庆的25位国民参政会委员发起组织宪政促进会,郑代巩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同被推为筹备委员。

郑代巩在重庆的活动和影响,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1年“皖南事变”不久,因叛徒告密,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于中统特务所辖的川东示范秘密监狱。后经其亲属多方营救,转到复兴关马家祠“劳动服务营”,编入第五中队“受训”。同年5月的一天,他被带出劳动时,寻机摆脱敌人的监视,逃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不久就在组织的安排下去了延安,在中央青委工作。

1942年,在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中,郑代巩在遭到康生一伙“无情打击”的摧残之下自杀而死,年仅27岁。

郑代巩是正安历史上第三位中共党员(另两位是夏中华、刘家华),他的英年早逝,的确令人万分痛惜。他还很幼小时就从家乡的大山中走出去,在时代潮流中奋勇搏击,经受了血雨腥风的百般磨练,迅速成长为我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正安人民的好儿子,是正安人永远的骄傲。但是由康生主持的极“左”的“抢救”运动,不仅让他含冤而死,并且还对他作了远离实际的结论,使他蒙冤数十年之久,直到1987年中央组织部(87)干审字第759号《关于郑代巩同志的政治结论》作出后,康生一伙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才被推翻。历史,终于还了这位英年早逝的优秀共产党员以应有的公正。

民国县长石勋

从1912年到1949年的整个民国期间,先后在正安任过县长的共有36人,均为异地任职。因时局动荡,地方主官更换频繁,因此其中任职时间在半年左右的县长,就多达13个;任职在一年时间的,也有11个之多。其余任职在两年以上的12人之中,政绩平平者居多,而既有令正安人长时间称道的德政,又在正安度过20余年晚年生活,完全成为一个真正的正安人的,唯有石勋。

石勋祖籍四川省酉阳县,字燕铭,化名慎独,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月初六生于寒士之家。其父名宗渠字雨村,信守“耕读为本”,故以设馆教书为业,兼行中医,因此他有条件在4岁时就入塾发蒙。12岁那年,其父去世,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他从一个顽皮的孩子变成勤奋好学的“读书郎”,从小学到中学每期考试均名列前茅,18岁时就以优异成绩考入全公费的川东师范专科学校,两年后毕业时正值北伐革命兴起,他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

次年,他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即任国民军第十师第一团少校团副兼第一营营长,之后又在庐山参加了由蒋介石亲自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的陆军军官训练团的学习训练,训练结束后调任八十五师参谋室一级参谋,后任第一团第一营营长。1934年7月,归属顾祝同部的八十五师被调往江西参加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但沿途未遇红军主力,随后转入鄂西截击贺龙、萧克指挥的红军第三军团,不料在利川板栗园遭受重创,师长也在此战中阵亡。

由于此期间八十五师的官兵见到老百姓无不心向红军,觉得“剿红”完全是同室操戈,厌战情绪在全军迅速蔓延,临时主军的师参谋长刘帛勋召集石勋等部分营连长商议,决定与贺龙联系,互不开战,并将部队开往贵州,另找一条新的出路。石勋是刘帛勋提议的积极响应者。不料还没有来得及行动,就被新任师长陈铁察觉,刘帛勋被秘密处死。为了避祸,石勋借“已被选派到南京陆军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之机,离开部队到南京受训,但仍然担心陈铁深究“利川会商”之事,便在朋友的安排下到上海躲避了近一年时间,直到认为风声过去了,同时又了解到不少六期军校的同学均在贵阳担任要职,省主席又是善解人意的顾祝同,便于1936年8月前往贵阳,面见顾祝同,陈说当年利川之事的缘由与委屈,取得了顾的理解,几天后就被派到遵义师范学校当军事教官,11月被任命为遵义专区保安副司令,12月下旬兼任“剿匪”指挥,率部追剿在习水、仁怀、桐梓三县交界处活动的吴剑桥、杨金廷部。

民国27年(1938年),石勋受任贵州省保安直属第五大队大队长。10月选定正安县组训队伍,历时半年,从此便与正安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他担任的是军界职务,到正安也是完成专门的任务,但其间应县政府之邀,他对地方的党政军大事多有参与,因其处事公允、体恤下情,所以他在民间威望甚至超过了县长。大概正是基于这个因素,在1939年5月县政府组织的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国民公约》宣誓典礼大会”上,正安中学校长张国均当众揭发县长周凤文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事实,惊动了省政府,被迫撤销了周凤文的县长职务之后,遂任命在正安口碑很好的石勋担任县长。

石勋在正安任县长的近两年时间里,秉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为老百姓办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和实事,深得民心,被社会公众认为是整个民国时期政绩最显、声誉最佳的“县大老爷”。有关他的轶闻趣事,直到解放后多年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石勋上任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大幅度裁减淘汰差人,一次性取缔头牌、二牌、三牌共三百多人,从而解决了历年来以衙门为巢穴,危害百姓的悍吏劣差问题。接着陆续办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大实事:亲理民刑诉讼,一次释放无辜坐牢百姓16人,改善在押犯人生活和卫生条件,制止狱卒对犯人虐待、勒索;设立民教馆,成立妇女训练班,倡导男女平等、民生博爱思想;重视教育,从贵阳、遵义聘请大专人才来正安中学任教,选送60名小学教师到遵义学习,全力提高教学质量;组织全民抗日救国运动,观摩检阅壮丁万余名,为前线输送大批兵源;发展蚕桑油桐,免征产品税,以纾民困;在全县开展禁烟运动,亲率县保安警察队巡逻各区,在马伏坪枪毙一偷种鸦片烟苗的甲长,全县震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石勋能够采取以上治县举措,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在他的励精图治之下,正安呈现出政治清明、生产发展、社会安定的景象,成为民国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

民国30年(1941年)3月,石勋离任赴筑,任贵州省保安司令部高级参谋、一科科长,支少将薪。7月出任毕节专区保安副司令。1943年7月调任赫章县县长,继任大方、普安县县长,晴(隆)普(安)盘(县)守备司令。1949年12月,石勋率部起义,任普安县解放委员会主任,后安排在新华书店工作。

石勋作为一位既有戎马生涯,又具政界经历的历史人物,虽然有率部起义之功,但在解放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仍然难免厄运不断:建国不久即被逮捕,判处死刑,因属起义人员,故未被执行,关押四年后获释,并安排在普安县新华书店工作;在“文革”中,军管会说他犯有“血债”,又被判处死刑,因他持有杨勇、苏振华签发的起义证明书,才得免死,但仍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遣送回正安,在距县城40公里的红岩高山接受管制劳动长达五年之久,才得到平反恢复工作。

1977年3月,石勋退休后定居正安。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安县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常务委员、第四届委员。

晚年,石勋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任贵州省诗词学会理事,正安古凤诗社副社长,参与整理审定《正安文史资料》,著有《慎独诗钞》。

石勋于1991年11月18日无疾而终,享年85岁。

“国大代表”王作鹏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为了真正实现其独裁统治,在拒不接受中共与民盟等党派正确的民主意见的情况下,先后于1946年和1948年相继召开了两次所谓的“国民代表大会”。其中第一次的任务是“民主”通过“宪法”,故称“制宪国大”;第二次的任务是依照“宪法”选举总统、副总统,故称“行宪国大”。

时任正安县中学校长的王作鹏,作为正安县选举出的“国大代表”,到南京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二次“国民代表大会”。

王作鹏,祖籍安场石井桃竹村刘三屋基,生于清宣统三年(1911)。其父王凤翔曾留学日本,是正安著名的教育家,正安新学的奠基人。王作鹏出生时,正值多事之秋,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但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致使民不聊生,因此王凤翔为其取名作鹏,寄予他鲲鹏展翅、报效国家的厚望。

王作鹏自幼聪颖好学,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省川东教育学院中文系,民国二十三年(1933)毕业后被聘为重庆市沙坪坝中学教师,次年即升任校长。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家乡落后,应为家乡教育做点贡献,于是在1946年毅然辞去沙坪坝中学校长职务,返回家乡后即被县政府聘为正安县中学校长。由于他具有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加之他公正无私,待人和善,学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王作鹏作为全县最高学府的一校之长,是社会各界公认的地方名流,因此尽管他执着于地方教育,然而仍然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地方高层人物派系之争的漩涡,由此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当时正安有两大派系,一是以闵涤非为首的闵派,一是以钟昌权为首的钟牌。两派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其网络关系盘根错节,彼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残杀。王作鹏属于中派体系。

1947年3月,为筹备召开第二次“国民大会”,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国民大会组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全国范围的国大代表选举正式拉开帷幕,这无疑给当时正安的两大派系提供了拼力角逐、展示实力的大好机会。钟昌权凭借其担任县党部副书记长的优势,一手操纵“国大代表”的选举,最终作为钟派的重要人物的王作鹏,毫无悬念地当选为“国大代表”,并于1948年春赴南京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国民代表大会”,从而成为整个民国时期正安本土人士出席国家级会议的第一人,一时间在全县产生了几乎家喻户晓的轰动和影响。

王作鹏自当上“国大代表”之后,他在正安的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位置更加显得举足轻重,因此在正安县宣告和平解放后,我党一直将其列为争取的重点对象,他也曾有过较为积极的进步表现。但是,由于土匪活动异常猖獗,正当上级命令正安县党政军暂时撤离之时,县长梁子痒亲自写信给他,告知他已被提名为治安委员会委员,要其一同撤离正安,并嘱咐“如迟到,我们在旺草等……”。然而,在这最为关键的时刻,他没有顺应历史潮流果断地加入革命队伍的行列,而是于摇摆彷徨中陷入了另一个阵营,错过了获得新生的最佳机会,终于铸成大错。

关于王作鹏当时为什么没有与县长梁子痒一起走的原因,当时的知情者事后追述说,王作鹏接到梁县长于4月4日派人送给他的书信后,4月6日才动身去县城,但经过郑家湾时听未过门的亲家郑瑞蓂说,与他素有仇怨的安场镇镇长陈昭蓂已安排20多人枪在老鹰关等着收拾他,于是他绕道从石梁河过河后由东门进城,在闵涤非那里得知梁子痒已于4月5日撤离正安,然后又从原路返回安场包家坡的老家。从以上追述分析,王作鹏接到梁子痒书信后第三天才动身去县城,可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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