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在正安谢坝插队的上海知青

今天4月6日，是我们到正安谢坝插队落户的知青离开上海48年的日子。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全国有近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上海文革前10万知青到新疆，文革后上山下乡100多万，总共上山下乡号称有150万。其中上海1969年到贵州插队落户的有10000多名知青，遵义专区接收上海知青3305名，是贵州接收上海知青最多的地区。

1968年12月报纸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上海中学生分配改为全部面向农村，号称“一片红”。当时由国家安排的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安徽、江西、贵州、云南七省区，其中有生产建设兵团、农场、插队落户。还可以自找出路插队落户，所以到父母的老家江苏、浙江农村插队落户的也不少。

1969年3月17上海市虹口区1000多名高中初中毕业生在上海组织的20多万群众夹道欢送下前往贵州省下乡插队，开启了上海知青赴贵州的序幕。

同时贵州省革委会、省军区专门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希望农村干部和贫下中农做好安置工作。

3月19日上海知青503名到贵州省贵定县插队落户、511名到独山县插队落户。

3月20日《解放日报》第三版通栏刊登贵州欢迎上海知青的社论、文章。

3月21日上海知青527名赴贵州省绥阳县、477名赴湄潭县插队落户。

3月22日200名上海知青赴贵州省平塘县插队落户。

3月23日上海知青赴贵州省遵义县插队落户。遵义县是赴贵州插队落户上海知青人数最多的县，达1279人。

3月30日上海知青479名赴贵州省天柱县、232名赴三穗县插队落户。

3月31日上海知青447名赴贵州省修文县插队落户。著名知青作家叶辛插队在修文县久长镇永兴村砂锅寨。

4月6日上海知青396名赴贵州省紫云县插队落户、267名赴正安县插队落户。到正安插队的上海知青原为270人，有3人来正安后返回。

4月8日341名上海知青赴贵州省印江县插队落户、上海知青650多名赴贵州省福泉县、郎岱县、关岭县插队落户。

4月9日上海知青600余名赴贵州省印江县、铜仁县插队落户。

4月10日上海知青130名赴贵州余庆县、622名赴桐梓县插队落户。

4月11日304名上海知青赴贵州省关岭县插队落户。

4月14日306名上海知青赴贵州省铜仁县插队落户。

4月18日上海知青505名赴贵州省惠水县插队落户。

4月20日上海知青213名赴贵州省麻江县、201名赴丹寨县、196名赴台江县、441名赴岑巩县插队落户。

自1969年3月17日到4月20日上海共有10206名知青前往贵州农村插队落户，其中都匀专区3045人、遵义专区3305人、凯里专区1762人、安顺专区1466人、铜仁专区627人。

文革那几年，学校停课，教师和校领导都被打到，关入牛棚劳动。我们吴淞中学校长朱凤豪是民主党派人士，数学家，当时全国高中数学课本有他主编的几个章节。他一向支持共产党，可在文革中被打得支持不住，在绝望中上吊自杀。接着教导主任也自杀了。在家混日子的同学们终于没法混下去了，全部被安排下乡。

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农村户口不能到城镇，小城市户口也是不能到大城市的。上海户口除北京以外，根本就迁不进来。把上海户口迁到农村，意味着可能终身不能离开农村，更不可能回到上海。命运如此，谁能奈何？

后来才知道，我们学校分三批到贵州插队落户，分别是3月21日到绥阳县、4月6日到正安县、4月10日到桐梓县。

4月6日那天，学校包了部大公交车，送下乡的同学和送别的亲友到上海彭浦火车站。

彭浦车站是个货运站，那时送上海知青坐火车离开上海大多在这个车站。

五分钟铃响了，火车即将开动。车上车下哭声震天，头戴柳条安全帽的上海“文攻武卫”队伍手臂相挽将几千哭疯了的送行人群与火车隔离开。火车呜咽着离开了站台。那时贵州是个遥远的地方，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到遵义是第四天上午。下乡的同学们大多十七八岁，火车上第一夜很容易就挺过来了，到第三夜就不管什么地方能躺下就睡了。4月10日我们30名知青从遵义乘解放牌卡车到了谢坝。一路山道，路越走越小，山越走越深。

农民的生活十分艰难。吃的饭里都是老刀豆、洋芋、山芋还有野菜，白米饭粒依稀可见。大多每顿只有酸菜，难得炒个蔬菜也看不见油星。大约有一半农民过年会杀头猪，平时是吃不上荤腥的，穷的人家猪也杀不起，日子过得很恼火，无丝毫趣味。说起五九年、六零年没饭吃的那几年，农民们喜欢骂骂咧咧地骂上几句，然后比较一下现在感觉好多了。

那时我们刚下乡，不会农活，更不会谋划，体力也差，比不上八九岁的小孩。生产队照顾我们，出一天工记妇女最高分18分，男工最高分是20分。渐渐我们适应了挑粪上山，适应了在蚂蟥和小虫袭击后小腿上一群奇痒无比的疙瘩。

我们住在农民家的空闲房子里，一层杉木板不保温，冬天的夜里很冷。昏暗的煤油灯灯罩经常爆裂。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当然，年轻的数理化天才会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体力中钝化，细长柔软善于弹钢琴的手也会变成粗壮的劳动人民的手而与钢琴告别。

      

1969年底，上海慰问团来到正安，也来到谢坝，到知青户看望在乡的知青。他们的成员开始是上海的机关干部，后来也有不少上海造反派。

1969年5月2日上海赴黔学习慰问团四分团，首次与安置在关岭的上海知青见面，鼓励他们扎根山区练红心。

8月27日上海市革委会召开机关干部动员大会，动员四个面向，赴边疆农村包括贵州的学习慰问团，并层层分配指标。

10月13日上海市乡办组织赴云南、贵州、江西三省学习慰问团四百多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大家做好知青的巩固工作。

10月20日上海市乡办向市革委会呈送关于《赴云南、贵州、江西三省长期学习慰问团干部配备情况的请示报告》。报告称，其中派往贵州的142名（原有65名，充实77名）。

12月17日上海市乡办向市革委会呈送关于《赴云、贵学习慰问团思想情况汇报》。

1970年4月18日彩色记录影片《广阔的天地》上映，文汇报刊登文章希望通过该影片“激励广大知青上山下乡干革命”。

4月27日上海市乡办向市革委会送呈《赴各省学习慰问团情况汇报》。该汇报回顾上海赴吉林、安徽、贵州、云南、内蒙的学习慰问团共654人，4个月来所开展的工作情况，在肯定工作的同时也反映慰问团存在的问题。

1971年1月4日上海市革委会有关部门召开“上海市赴边疆农村长期学习慰问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与会代表表示“不辜负市革委会何上海工人阶级的委托，更好地完成党所交给的学习慰问任务”。

2月10日上海市革委会有关部门召开上海市赴云南、贵州、等地长期学习慰问团部分干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会后，市委、市革委会相关领导与代表座谈。

4月26日上海市乡办向上海市赴黔学习慰问团党的领导小组下发关于黔南分团4月10日给市革委会徐景贤、马天水和市乡办的《关于适时撤回长期学习慰问团的报告》。该报告希望在市革委会未批之前，不要在当地的知青中谈论。

1971年6月11日上海市革会决定，全市中学毕业生自1970届起，停止全部到农村务农（所谓“一片红”）的政策，实行“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分配方案。

9月6日768名上海知青到贵州省天柱县插队落户。至此上海赴贵州插队落户知青共有10491名。

9月6日上海市劳动局、市乡办向市革委会呈送《关于安排“0六一”基地招收知青的情况和意见》，该《意见》希望市革委会负责人约请“0六一”负责人来沪，商谈招收在贵州插队落户上海知青的问题。（"○六一"基地是1964年上海援建的航天产品科研生产基地）贵州省革委会表示：这个办法可行，但现在留下的知青思想波动大，只招上海知青，政策上难解释，基层工作不好做。“0六一”基地军管会更表示了不同意见。

1972年2月10日上海市乡办向市委、市革委会呈送《关于向下乡插队知青赠送肝炎防治药品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由安徽、贵州等地因患肝炎来沪治疗的知青越来越多。

8月18日上海市乡办向市委、市革委会呈送《关于撤回赴云南、贵州等地学习慰问团的请示报告》。

8月31日《文汇报》刊登读者文章，批判社会上存在的“到农村吃亏”、“插队落户不合算”等言论。

贵州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可用于耕种的土地资源不多，由于人口增多，非农业用地增多，耕地面积不断缩小，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05公顷，远低于全中国平均水平。上海知青的到来使得当地的人均可耕面积更紧张，工分的纠纷开始出现。上海知青生活和劳动大多是前所未有的艰苦，白天，挑粪、耙田、铲田埂、钻煤窑；夜晚，茅屋，油灯，蚊虫咬，农业劳动强度高而工分值过低，即使一年忙到头也不能做到口粮自给，大部分知青产生了畏难情绪，面对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消极低沉，很多知青回沪探亲之后不愿意再返回贵州农村。

据统计，有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能自给的比例在50％以上(自给标准120-180元)。其中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甘肃等省高达70%-80％。上海市在外省插队的22.4万知识青年，有13万名生活不能自给。1973年8月4日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了统筹解决知青有关口粮、住房等问题的办法。此后上海市开始根据知青家庭困难情况进行冬、夏季“聊补”，（即给予部分生活困难补助）补助金额平均每户30元左右，补助面在30%。

12月27日《解放日报》分别以《巩固发展上山下乡的伟大成果，积极做好回沪探亲知青的工作》为题，配发短评强调知青回沪探亲要“政治挂帅”。

1974年9月8日王一平在贵州遵义出席上海市赴贵州学习慰问团全体团员大会并发表讲话。王一平希望慰问团成员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要有一个冷静的认识，自知之明”，“要认识到自己任务的艰巨，克服急躁情绪、畏难情绪”。对于慰问团的位置要摆正。“不要把作用估计过高，也不要估计过低”。

1975年底，经过几年的抽调招工上学和自谋出路，上海知青在贵州还有3109名。

1976年7月22日上海市乡办向市委市革委会呈送《关于贵州省解决上海插队知青生活自给问题的情况汇报》。《汇报》指出截至1976年6月底在贵州的上海知青尚有1643名，分布在27个县、274个公社。这批知青凡参加农业劳动的，97%不能自给。

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宣称：1977年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搞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这场运动继续被说成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华国锋的这段话，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被奉为“知青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1977年7月，中共十大三次会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78年1月13日《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汇报提纲》指出：“再教育”的思想并没有过时，必须继续“坚持贯彻执行”。

1978年下半年，知识青年问题迅速升温，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社会上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议论纷纭。

11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禁锢十年之久，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重要文章，将这场讨论推向高潮。它高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一次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相公开袒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多数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很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起码条件，弄得许多知识青年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他们侵吞和挥霍知识青年工作经费，收受贿赂，勒索礼物，大发“知青财”；他们压制知识青年的民主权利，以泄私愤，摧残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以遂私欲；他们利用窃取的决定知识青年抽调去留的大权，搞交易，做买卖，“掉包”顶替，安插亲信，使“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盛行。这种种腐朽丑恶的现象，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的思想意识，诱惑甚至胁迫其中极少数无知的人走上了邪路。评论员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震动，并引起国外的重视。尽管评论员文章有其不足，仍不失为解放思想大潮中涌现的一篇好文章。

1979年2月，贵州省委在批转上山下乡知青、劳动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对下乡知青中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的问题。1979年7月贵州省对下乡知青案件复查工作已有眉目。据黔南、黔东南、毕节、铜仁、兴义、六盘水等地、州和桐梓县的不完全统计，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65人。对其中110人复查结果，无罪释放的22人，占复查数的20％；免予刑事处分的5人，占4.5％；轻罪重判的15人，占13.6％。

8月，国务院知青办在《情况简报》(增刊第39期)中以《贵州省知青中冤假错案不少》为题，通报了有关情况，意在引起各省、市、自治区知青部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罗甸县一上海下乡知青，因“反革命罪”被判刑5年。经复查，主罪的事实(收听敌台、呼喊反革命口号)均不存在，县法院就改为“流窜扒窃罪”，将刑期由5年改为2年。经省高级法院直接干预，该县才不得不恢复无辜受害者的自由。岑巩县一上海知青，1970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8年徒刑。上海市知青办曾三次派人到贵州配合当地政法部门进行复查，确认主要罪状均不能成立。而州、县法院却决定维持原判，直到1979年4月上海有关部门第四次派人到贵州交涉，并经省法院出面做工作，才宣布无罪释放。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并不罕见。

1979年5月28日上海市有关部门召开统筹安排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解决知青回城就业问题。会议规定对于批准回沪知青，除全民单位从中招收一部分之外，大部分由各局、区分别安排到集体事业单位。

1979年5月29日上海市乡办下发《关于目前尚在外地的下乡知青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意见》表示：至四月底尚在外地的（不包括新疆农场和大兴安岭林场）知青77761人，其中插队46730人（已婚40126人），农场31031人(已婚13048人)。目前外地农场病退材料寄来上海未批的有1726人，尚在外地插队的6000余人，可陆续办理调回手续。

1979年6月上海市委批转《上海市统筹安排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根据上海实际情况，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当前解决知青就业问题的途径。

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时，胡耀邦指出，要把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至此在贵州的知青基本上都回到了上海。

国务院知青办于1980年9月1日发出《关于转发“贵州省知青办关于纠正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情况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影响，在下乡知青中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三中全会以后，各地根据中央指示，对这类案件进行了复查，受到了广大知识青年及其家长的热烈赞扬。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不少阻力，一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冤案仍然得不到平反昭雪，不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通知强调：各级知青部门是“知青之家”，应该为蒙受冤枉和错误处理的下乡知识青年呼吁、申冤。为此，希望各级知青部门参照贵州省知青办的经验，把复查平反知青当中的冤假错案，当作统筹安排下乡知青、解决好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任务，积极、主动地协助法院等有关部门做好工作；对于一些阻力大的案件，应当及时向党委请示报告，务使知青当中的冤假错案尽快得到平反纠正，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上海知青赴贵州的大潮终于消退了，尽管历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但是大部分上海知青对于贵州，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贵州情结”，对于知青生涯有着难以说清的“知青情结”。48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已经60多岁，现在生活好多了。我们感谢邓小平、胡耀邦结束了上山下乡运动，我们也永远会记得自己年轻时工作、生活过的贵州正安，永远记得清澈美丽的芙蓉江。

回复 @嚎歌 发表于 2017-4-8 21:31

风洞岩同村老乡好！

4月11日，我们被领到各生产队，真正插队落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