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珍文化”与“沙滩文化”（上）

“尹珍文化”与“沙滩文化”

罗遵义

一、 一个问题带出两个地域文化

遵义是整个贵州在文化上开化最早的地区，所以作为遵义人，大凡论及文化时都颇有自豪感，要么说“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或者说“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正安”。这两种说法，不论是从文化探源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恰恰就出现了一个让人产生疑惑的问题，即是针对同一个事物形成了两种说法，而且牵扯到两个地方和两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究竟哪一个说法更接近客观实际呢？大凡这类同一问题而说法不一的事情，又恰好遇到喜欢钻“牛角尖”的人，还真的一下子难以说个清楚，于是便会担上自吹自擂或是舍本求末、厚今薄古的嫌疑。鉴此，有必要针对这两种说法，将两个文化现象的内在联系认真地梳理一下，以消除在地方历史文化认识上的谬误。

以上说法提及的两个地方，从地理的角度准确地说，“正安”实际上指代的是正安县的新州镇所在地，古称毋敛坝，明真安州城由今道真县旧城于“万历末年迁于三江里七甲之务本堂，为新州”（《正安州志·城垣》），这是正安县新州地名的由来；“沙滩”指代的则是遵义县新舟镇街道附近洛安江畔的一个小村庄，因江心有长半里许的沙洲而得名，而现在的“新舟”最早称为“火烧州”，其后为“新州”，1949年辖新州、绿塘两个乡，1958年合并为新舟公社，这是现名之始，系取“新州”的谐音所致。很有意思的是，古时的“毋敛坝”和近当代的“沙滩”这两个小地方，从地理角度看相距百余公里，从历史角度看相距一千七、八百年，完全不沾边靠谱，然而它们都同样拥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大地名“新州”，而且都因产生了文化先贤而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化圣地，其中究竟隐含了什么样的奥妙呢？两个地方先后诞生的文化先贤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一种内在联系呢？这些都是我们了解黔北历史文化乃至贵州文化时必须从根本意义上要首先搞清楚的关键问题，很值得深入探讨。

二、尹珍文化是贵州文化的发端

遵义的新州和正安的新州这两个僻远的小地方，却先后催生了两个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地域特色文化，爆发出传统文化的奇光异彩，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奇迹。我们要想从整体上把握两个地域文化，进而破解这一千古之谜，个人觉得按时序应首先考察东汉时期的毋敛坝。

早在1900多年前，就在今天正安县新州镇这个地方，当时属牂牁郡，时称毋敛坝，出了一位很有影响的的文化先贤。这位文化先贤姓尹名珍字道真，系汉武帝时应募实边的豪族大姓之后，其祖上与司马相如以及盛览、舍人等文化名人素有交往，故而家学渊源深厚，他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然而当时的西南一带被中原人们视为蛮夷之地，人们以射猎为业，不知耕种，长幼无别，不知礼仪，一句话缺少文化，因此尹珍自小就立下远大志向，要竭尽全力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在其家人的支持下，他于20岁那年（公元99年），只身一人不远千里赴京师洛阳，拜名儒、文字学家许慎为师，刻苦研习八年之久，终于成为名噪京师的一位青年学者。但他没有贪恋京师的荣华富贵，而是坚守当年的志向，毅然返回故里，“手建草堂三楹”，设馆施教，传播中原文化，首开西南文化教育之先河，是一位集儒家、教育家、书法家为一身，而且是相关典籍载述的贵州上溯最早的一位文化先贤。因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和重大影响，而被朝廷擢用，先尚书丞郎，后荆州刺史。由于他从教几十年，对教书育人、传播文明有一种特别的理解，认为做官不如教书，所以他为官几年后便辞官返乡重操旧业，直至终老故里，为文化教育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尹珍开西南文教先河的首创业绩和他“教化务本”的精神思想，以及后世人们对其精神理念的传承与弘扬，逐步融汇成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尹珍文化”。尹珍文化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针对尹珍的历史贡献，有关典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因为他而“南域始有学焉”（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牂牁郡》，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凡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食乡社”（郑珍《遵义府志》）。唐宋以降至明，尹珍一直被奉为有启迪作用的典范人物受到当政者的重视，尹珍和孔子被同时立祠供奉。编纂于明万历年间的贵州第一部《通志》的《文化·乡贤》篇就首列尹珍，此后随即形成持久不衰的尹珍研究热。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编纂出版的《贵州名贤传》将尹珍奉为“贵州文化的开创人”，正安则是“贵州文化的策源地”。为了纪念这位文化先贤，省政府报民国中央政府批准，于民国30年（1941年）将正安县北部划出设置“道真”县，该县由此成为贵州80几个县中唯一以人名命名的县份。最近几十年中，省内外以尹珍命名的学校、街道和各类场馆，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在许慎家乡河南召陵的“许慎文化园”中，对尹珍的介绍时将他称为“南中国的孔夫子”。我们从上述千多年来人们对尹珍的极端尊崇，足见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之显。

由于受尹珍遗风的沾溉影响，“尊前贤、励后学”成为贵州各地千年不改的文化传统，名人学士辈出不穷，至明清两代更是出现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盛况，其中不少人还成为历史公认的国家栋梁之材，令世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僻远的贵州。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尹珍文化影响最深的正安县、绥阳县分别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小说之乡”、“中国诗歌之乡”，一时间成为省内外关注的热点。如此看来，说尹珍文化是贵州文化的发端，并且对贵州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是十分合符客观实际的正确论断。

三、沙滩文化是近代贵州文化的重要代表

接下来该说说“沙滩文化”了。

沙滩文化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撰的《遵义新志》。在该志第11章“历史地理”中，张其昀先生将遵义两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分为九期，即：“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白绵堡期、穆家川期、海龙囤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其中第八期即为“沙滩期”，特指清乾隆至清末民初的一百多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世居遵义新州沙滩的黎氏家族及其邻里郑、莫两家文才辈出，著述丰硕，其成就和影响构成了声名远播的地域性文化，即是“沙滩文化”。

沙滩文化的奠基人是黎恂，著名代表有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三家共聚沙滩一带，世代相交，结为姻亲，互为师友。在三家几代人及其门生中，涌现出的作家和学者多达几十位，有各类专著近160种，已刊行的有80种638卷，约1200万言，包括经学、文字学、声韵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时学、地理学、农学、医学，以及诗词、文章、书法、绘画等等，可谓洋洋大观，浩如烟海，成为清代中后期全国知名文化区的一种文化景象，代表了当时贵州文化的最高水平，不仅是贵州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也为全国文化发展史中所罕见，其中不少著述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逐渐流传全国，进而流向东西洋，至今已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影响十分深远。因此，沙滩文化在我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已成为近当代学界一致公认的事实。

郑珍无疑是“沙滩文化”的首席代表，其诗作被其后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同光体”诗派推奉为“宗祖”；曾国藩的幕客吴敏树称“子尹诗笔横绝一代，似为本朝人所无”，曾国藩也首肯此说；梁启超盛赞“时流咸称子尹诗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著名教授钱仲联认为“子尹才气功力，俱不在东坡下”（《梦苕庵诗话》），“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论近代诗四十家》）；柳亚子把郑珍的诗评为“三百年来第一流”。学术方面，其《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被当时学人合刻为袖珍本，以便随身携带翻阅，当代在编写《辞源》、《汉语大字典》时也将其视为权威解释；他主持编纂的《遵义府志》，有人将其与《水经注》和《华阳国志》比较，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第一”。郑珍一生著述70余种，堪称著作等身，被近代学者推祟为“西南巨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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