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 回忆正安解放初期端恭乡儿童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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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有一批儿童,他们做了了不起的大事,你知道吗?听听退休老领导袁照明讲讲他们的故事。
正安历经两次解放,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以和平方式解放的。第一次解放,虽然成立了县一级人民政权,但区、乡、村以下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红色政权,缺乏群众基础,所以,政权并没有得到巩固。贵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省政府制定了一套抵制解放的“应变计划”,召集各县长开秘密会议,采取打游击方式,对抗新的红色政权。一九五零年初,土匪进攻县城,解放军遭受重大损失。三月份,正安县人民政府撤退到绥阳县旺草区办公。第二次解放后,正安县全面实施政权建设,在中共正安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区、乡迅速建立村政权,在区、乡人民政府(区人民政府有党工委)的领导下,将原保甲制改为村组制,统一组成行政村,村政权属于乡级政府领导下的行政机构,是村的执政单位。各村由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提出“红色政权的一切权利归农民协会”。农民协会也简称“农协会”,类似现在的人大机构,是村的监督机构。农民协会内设妇女会、武装班、儿童团等群众性组织。由于当时还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时期,村农协会不是一切群众都可以加入。农协会的成员是基本群众(即贫雇农为主体),它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也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在农民协会会员中,还挑选十分可靠的青年组成武装班(后来改为民兵连),在农村妇女中,成立妇女会(后来改为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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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团是在青少年儿童中发展起来的群众组织,对儿童团的成员也有要求,具有明显的阶级性质。对明显的恶霸、土匪头子等家庭的子女不允许加入儿童团。儿童团的建立和加入不是一窝风的进行,而是成熟一批,吸收一批,分批加入的。这些群众性组织在搜山清匪中一定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解放正安的军事主力去参加朝鲜战争,叫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后方力量较薄弱,这些群众性组织作为红色政权的政治力量,在清匪、反霸中起到了补充作用。
正安县第八区(庙塘区)人民政府辖端恭乡(今桴焉镇)第三村儿童团就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
第三村是端恭乡所在地,包括现在红岩村和桃子坪两村的一部分。一九五零年冬月初二日(即:1950年12月10日),第三村在蚂蝴坪召开群众大会,前来参会的的群众,有数百人。这次会议上,先由接替王鸿勋(解放军留任端恭乡乡长,被混进的异己份子“曾、杨、代”借擦枪走火打伤大腿,送遵义医治)乡长一职的陈明文讲话。陈乡长主要讲了两点:一是今天的大会要分农会、妇女、儿童,选举各自的领导。农会和妇女的领导称为“主席”、儿童团领导称为“团长”。二是继续深入开展搜山清匪。因为还有逃亡、拒不自新悔过的土匪。人民政府对他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他讲完话后,把参会人员分成农民、妇女、儿童三大堆(群),分别进行选举。端恭乡第三村儿童团组织在陈鸿明(知训班出来的干部)的辅导下进行,由他提名选举了团长、副团长,在团内分设大队长、分队长和小组,也在这次会上主持选举,进行宣布。
我是一九三四年一月生的,那时已经十五岁了,我的个子在一百多个儿童当中,比较很显眼。当时,陈鸿明还叫不出我的名字。大家围着陈鸿明,他用手指着我说“选这个当团长,你们赞成的举手”,大家纷纷把手举起来,表示同意。随后,陈鸿明又指着梁文正说:“这个,选他当副团长,你们赞成的举手”,大家又纷纷举起手来。最后也由他帮助点名建立大队和分队各四个,按当时的行政组划成十个小组,明确大队、分队的领队。于是,我成了端恭乡首批加入儿童团的成员之一,也有幸被选举为第三村第一任儿童团团长。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站岗、放哨、传递各类型的消息和承担一些具体事务。这次成立的儿童团人数共计一百零四人。端恭乡地处正安边陲,地理环境特殊,是“兵来匪去,匪去兵来”之地,与桐梓县接攘,距四川很近,匪患形势严峻,在正、桐两县的边界尚有张忠、张政以及张华清等数股土匪未剿灭。为了把这些土匪剿灭和保障新生人民政府的安全,所以将儿童团也组织起来。具体到端恭乡第三村儿童团,是四个大队、四个分队,编成十个小组进行活动,我属第九组成员。在乡政府周边分设四个哨棚,其中是,堰沟扁一个哨棚、椿树坪一个哨棚、关山坪一个哨棚、双河口一个哨棚,要求四个大队和四个分队按指定的点放哨。每个哨所,白天晚上都不能离人,小组成员进行轮流值班。
儿童团全部成员被分配到各个哨所,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积极配合乡政府和村的工作,在参与搜山清匪、反霸等革命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的工作除与陈乡长和陈公安员一道巡回检查外,还定点在双河口哨棚轮班放哨。儿童们都带有刀和龙杆等作兵器,到哨点站岗。五零年冬月中下旬的一天,时任正安县副县长的刘英带着一个秘书,到端恭乡指导工作,途经双河口哨卡时,被我们儿童团盘查,因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我们儿童团将他俩团团围住,并收缴了他的枪支,还将刘县长和秘书押到端恭乡政府。在乡公所工作的区农协会周宪武主席看到,赶忙上来打招呼:“你们怎么把县长抓起来了?还不赶紧放了! ”事后,刘县长还表扬了我们儿童团,说,你们警惕性真高,做得对,做得对!
收缴刘县长枪支的情形,我至今还记得。当时,乡、村的领导告诉我们,土匪都带有枪支,流窜作案,一定要高度警提。刘县长带着秘书,从庙塘区政府出发,经河麻沟到端恭乡,来到双河口哨所的长岩千处时。我们不认识他,就问他要通行证(当时的人们出行,要按规定开通行证),他说没有,并说他是县长。当时想,什么县长?土匪也可以冒充县长。他们没有通行手续,我们就开始搜身,把他的手枪收了出来。把枪收缴后,刘县长说,我说我是县长,你们不信,缴枪可以,但不要拿去乱扣哦!听刘县长这么一说,我想到他可能真的是县长,因为真正是土匪的话,不会说这样关心的话,更不会轻易让我们把枪缴了。但是,作为县长,带一份手续,是很容易的事情,可他们却没有,这样一想,仍将信将疑,就是不信。我们儿童团的八人将他们二人团团围住,扭着往乡里送。结果,真闹了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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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儿童团在堰沟扁哨所发现真正土匪的踪迹。一天晚上,一个黑乎乎的人影从堰沟扁哨所旁边经过,那人是鬼鬼祟祟的,引起儿童团的警觉,大队长张明伟他们立马叫他站住。那人听到喊叫声,转身就往桐梓县的方向逃跑,儿童团便开始追。结果,那人钻进了大井的密林中,一下子跑掉了。所发现的情况,怀疑是坏人。当时,儿童团急忙把情况向村公所和乡政府的同志作了具体汇报。根据各方面掌握的线索,初步断定是芭蕉乡的大土匪代启堃流窜到端恭乡境内来了,乡政府马上通知第五村开展搜山追捕。第五村村长是胡建华,副村长是胡俊华,他们按照提供的线索,组织武装班、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的人员进行搜山清匪,布下天罗地网,把座座山头都包围起来,象地下寻针一样搜索土匪。土匪走投无路,最后在山上吊死了。
发现土匪司令代启堃的地方,是广山大坪的野猪棚子里头。这个匪司令临死之前,把枪拆卸了,把子弹和枪的零件乱丢到刺竹丛里。还在野猪棚子的杉树皮反面,用树枝烧成的火炭写上:“我是芭蕉代启堃,对人民有罪,我四处无路” 。这个在桐梓县被称为“芭蕉国王”的土匪头子,历任芭蕉乡的乡长多年,是土匪的武装头目,就这样在儿童团参与的围剿中畏罪自杀了。
土匪手枪的零件被找到后,拿回乡公所收拾,还差一个零件,但不关紧要,还打得响,很危险。子弹呢?共有6发。这就是儿童团在堰沟扁的发现的重要线索,也是第五村组织群众搜山清匪的结果。
还有一次是关山坪哨所。放哨的儿童团发现一个不明不白的人在附近季姓家进出,儿童团的成员便到季姓家里盘问,要他如实报告。这个姓季的也是农协会的会员,有一定觉悟。他说,那个人是他家老表,叫傅略,当过土匪,是个小头目, 他已经动员他去愧过自新了,没有留他过夜。那个未自新的土匪也没有敢逗留,径直往桐梓那边跑了。
儿童团把这一线索报告给乡、村领导,我父亲是当时的村长,他带上几个民兵往土匪跑的方向追赶,追到一个叫千牛坟的地方,发现了土匪的踪影,便指挥民兵包围土匪,向藏身的地方开枪射击。那个土匪躲藏在密林里,一边在那里喊我父亲的名字,说“你们不要开枪,我不在这个地方(呆)了”,一边悄悄溜到桐梓边界那边去了。
正安这边迅速将线索反馈给桐梓县那边。桐梓县那边也组织群众搜山清匪,不久,便将土匪傅略抓获。
土匪有他们的规律,他们不怕儿童团的人员,他们也知道儿童团的都是一些娃儿,把他们无奈其何,主要怕的是农协会,因为农协会的是大人,还有枪支,土匪也常注意力放在农协会身上。所以说,儿童团发挥的作用,主要就是耳目作用,帮助搜山清匪。儿童团和土匪硬拼,那是不行的。
搜山、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是解放初期的五大任务,目的是巩固政权。通过搜山、清匪把群众的觉悟发动起来,为土地改革打下基础。土地改革要划分阶级成分,划出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谁是贫农,谁是雇农。儿童团活动的时期,还没有划分阶级成分。一九五二年,开展土地改革,五三年开展普选,选出县代表。由县代表参加选举县长、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农协会主席等,儿童团这个组织在土改后的工作中就自然消失了。由于我在儿童团时期工作积极、表现好,解放军的排长陈明清(公安员)提名我参加正安县的第二期农训班学习,时间是一九五零年十月至冬月。学满结束后,我先是到端恭乡工作,随后到第八区人民政府工作,一九五一年四月,由贵州省人民政府遵义区专员公署发给《工作人员供给制证明书》,一直工作至60岁,按规定退休到现在。( 袁照明 讲述 郑 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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