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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邓一2010 于 2014-7-15 00:36 编辑
2002年，我已经记不起是什么季节了，大概是秋天吧，也或许是春天，因为我和国政哥通宵坐在灵堂前不觉得热也不觉得冷。 那天是星期五，下午课间，国政哥找到我： “伯伯过了（1）！” 我站在过道懵了好一会儿，后来的课恍恍惚惚过去，脑子里全是他生前逗我的画面。 那时我刚到镇上念初中，每星期回家一次。下午放学后，我和国政哥急急忙忙往家赶。一路上，国政哥一言不发，我想说点什么，却被哽在喉咙出不来。我们到家时，已经是晚上7点左右。刚到垭口上，就听到做法事的声音，国政哥走在前面，下坡路他走得踉踉跄跄，追上去，才看到他已泪如珍珠断线，一直往下落。我们刚到，东西还没放下，国政哥喊了一声“伯伯”，就直扑堂屋，跪在灵位前面。妈妈从厨房出来，一把把我拉过去：“去，给你伯伯上柱香！” 走进灵堂，法事刚过告一段落，墙上贴着黄色绿色白色的写满字的长纸条；一张大桌子安放在墙前面，上面点着蜡烛和香，摆了四杯酒；地上一前一后两个枕头，给人跪拜用；有一堆刚过烧过的纸钱，还有些火星不时闪闪；四周的悬挂着经幡、放着扎好的金山银山、纸房子、纸人、纸箱子；道士们坐在旁边的桌子上喝酒、写符子。伯伯就躺在棺木底板上，停放在灵堂的左墙靠门的地方，白布从脚一直盖到脖子，脸上贴着一张纸钱。 我从桌上抽了三支香，在蜡烛上点好，拜了拜，把香插在香墩上。看着灵堂上“邓邦达”三个大字，心底第一次对死亡有了直观的确切认知：就是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以任何方式，做任何努力，他都不再给你任何回应。
在我的童年，寨子里的叔叔伯伯们总是喜欢逗我，每每想在话头上占我的便宜却总是被我各种小机灵还击，但是他们乐此不倦。 那时老家人还很少外出打工，大家每天晚上也都串串门。或许是因为爸妈为人的缘故，我家每天晚上总是很多人。冬天时一圈人围着炉子烤点南瓜籽，泡一壶家茶，拉拉家常，其乐融融；夏天时就散坐在院坝，头顶是满天繁星，小孩四处追逐，大人们天南海北闲聊。当一圈人坐在一块儿时，邦达伯总是喜欢把我拉到他怀里，然后说： “你叫我爸爸我就肚子疼，不行你试试。” “那你先叫我一下，看我疼不疼，疼的话就叫，不疼你就是骗子，不和你玩。” 我正为自己的机智得意洋洋，爸爸一巴掌拍在我屁股上：“没大没小！”一圈人哈哈大笑。 伯伯也不恼，只是把我困在他怀里，捏捏我脸，说：“你这个娃儿啊，就没骗到过你！去，把你爸爸泡的酒给老子勾二两来。” 伯伯嗜酒，每次到我家，总是要我给他勾二两。他坐在桌子旁，抽着自己种的土烟，时不时呷一口酒，或许是怕打扰到我，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做作业。偶尔见我抬头看他，就喷一股浓烟向我，看我呛得直咳嗽，便自顾自哈哈大笑。等我作业做完，要收拾书包时，一把夺过作业本，边看边频频点头：“你这个娃儿啊，天生就是读书的料！”然后一口喝完杯子里的酒，背着双手走出去。
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从未骂过我，即使我曾对他干出过让人怒火中烧的事。那一次的恶劣，让我至今仍旧无法释怀。 那天，我正和其他孩子一块儿玩石子，他挑水从我家门口过，看我玩得正起劲，就突然使坏，伸脚拨了一下我的手，于是，我原本可以一把抓住的七颗石子一颗没抓着。我气急败坏，从旁边抓了一把灰，就要往他桶里撒。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哪个叫你整我。”我仰起头盯着他，抓着一把灰把手伸到他的桶上面。 “你今天要是敢丢在我桶里头，你信不信我就把这两桶水全部倒在这院坝。” 小时候脾气很怪，别人不威胁、不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只要稍微赌我一下，就会立马横下心来，不管不顾，时不时就捅个大篓子。听到他说这话，我瞪着他，五指一张，清澈见底的一桶水上面就撒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 他挑着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了我几秒钟，一句话不说，转身就把两桶水倒在了院坝，然后挑着空桶回家了。我站在那儿，看着他消失在转角，年幼的心里生出一阵愧疚，想向他道歉，但是站了好久，终究没追上去。
去年在广州，和爸妈聊到他，说起这事，爸爸顺手就给了我一晾衣杆。 “你不说的话，我们还不晓得有这回事！” 妈妈在旁边说：“你伯伯啊，就从来对我们说过这些，从没说过你坏话，每次都是夸你，说你聪明，字写得好，作文写得好。他们两兄弟（2）对你啊，要有多喜欢就有多喜欢，有什么好东西都给你留得有。” “还记得你第一回吃火腿肠不？” 我怎么可能忘记。 那是我读四年级的一个晚上，爸妈不在家，我正趴在炉子上写作文，他带着浑身酒气进屋来，把手里的塑料袋一下仍在我面前：“去，给老子勾二两来。”我给他泡了杯浓茶，又埋头继续写。 “格老子的，喊你给我勾二两酒来，你却给我泡杯茶。” “你都喝醉了，还喝！” “咦，狗日的还管起我来了，你去不去？” “你先喝茶醒醒酒，我写完作文再给你弄。”然后我继续写作文，他在一旁嘿嘿笑了笑，端起茶喝了两口，摸出烟杆自顾自抽烟，看我抬头就朝我喷一口。 等我写完作文，他像平时那样怕我不给，一把抢了过去。 这时，爸妈也回来了。 “伯伯都醉了，还叫我给他勾二两。” “你伯伯今天高兴，多喝点没事。”爸爸说完，就进房间倒了两杯酒出来。 “袋子里的是老子给你的好东西，你肯定没吃过。你老二哥从广州给我寄了一盒回来，老子给你拿点来。”说完，就拿了一支火腿肠剥了包装递给我。 “他大婶，你把这个拿几支弄来打个汤，放点豌豆尖，我和邦海两兄弟喝两杯。”说完，就递了几支给我妈妈，然后把剩下全扔到我怀里边：“这些是你的，胀憨你龟儿。”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腿肠，也是长这么大唯一一次吃火腿肠吃得那么香。那味道，在后来时常想起，却再也没尝到过，就像我两年后我再也看不到他的音容笑貌一样。 后来的两年里，他被检查出来得了病，一种在偏僻山村被视之为绝症的病，身体一落千丈。那时，我已上了初中，在镇上租房住，每周回家一趟，他看到我还是远远地就说：“嘿，幺儿回来啦。”只是声音已经变得喑哑无力。 他变得很少串门，偶尔有点事到我家，也不再叫我给他勾二两，只是看着我看书、做作业、练毛笔字，然后点点头：“这个娃儿啊，就是个读书的料。”有一次我刚练完毛笔字，他蹲下去看了好一会儿，挑了一张拿起来看了又看：“好，给老子好好练，春节我去买红纸，你给老子写两幅春联。” 可是，还没等到写春联，他就走了。
后来的几年里，每次回家经过他的墓地，都会扭头看一看。仿佛又看到他站在某个地方，挑着桶，对我喊一句：“嘿，幺儿，回来啦。把你爸爸的泡酒给我勾二两！”
（1）过了：老家人忌讳说死了，也不会说去世。都说“走了”或“过了”。
（2）他们两兄弟：邓邦达和邓邦安，后者是国政哥的爸爸。
201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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