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单民主墙的消亡

西单墙在北京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的人行道旁，几路公共汽车站都设在这里。在这些公共汽车站的后面，是一排约有200米长的矮墙。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在这排矮墙上张贴寻人启事和小广告，引人注目。从1978年春开始，有些人在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很多，一传十，十传百，逐渐形成一个自发的聚拢人越来越多的场所。
这种在北京街头自由张贴发表政见的大小字报的源头，要追溯到1976年清明节时的天安门事件。那时，‘四人帮’的罪行早已是天怒人怨。趁清明节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时机，人们纷纷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送花圈送挽联，越来越多地贴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诗文，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这也是促使结束‘四人帮’专政的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也贴了很多怀念周总理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1978年清明时，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文章说：‘我们应当把这块阵地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墙的倡议书。”①而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被主管宣传舆论的凡是派汪东兴查禁的事件直接导致了西单民主墙的诞生。
《中国青年》曾是一个思想解放，思路广阔、敢于进取、锐意开拓的很受青年人欢迎的好杂志，被“四人帮”查禁十余年后于当年九月复刊。就在第一期上发表了由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写，经中组部长胡耀榜审阅的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第一次系统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也即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下就触怒了对毛主席极度忠诚的汪东兴，他下令禁止第一期发行，强制收回已发出的刊物。
一石激起千层浪，汪东兴的专制、霸道，事与愿违。有好事者将该文一页页张贴在西单墙上，供北京人浏览，造成了轰动效应，吸引了千万人来观看。人们纷纷发表拙见，要求民主，反对政治文化专制，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形成了一时大鸣大放的盛况。
1978年12月，任畹町、魏京生在西单墙贴出自己的政治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应者云集，来此贴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因而，北京人开始把这儿叫做“西单民主墙。”
“民主墙大小字报的内容很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诉，有批评建议，有揭发恶人丑事，有新闻消息，后期主要是政论。其中讨论最多的是民主与法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探讨社会民主问题。②、主张民间办报、民主办报的问题。③、要求言论自由，废除“恶毒攻击罪”的问题。④、赞赏推崇西方民主的问题。⑤、公开评毛泽东功过的问题等等。”②
形式各异，优劣参差，署名、笔名、匿名不一而同。
西单民主墙的活跃激发了知识青年们向往民主自由的激情。大中专学校里，社会上，热血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兴办起自己的民间组织，出版自己的民间刊物，发表自己的政见、理想与追求，并不断地将它们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或者散发给来往的群众，或者寄往外地的院校，没有功利的追求，只是一腔热血，满腹忧国忧民的情思。来这儿的人越来越多，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和记者也跑到这里，采访并与行人和粘贴文稿者交谈，并向国外通讯社发送消息，这就引起了中国公安部门和高层的注意。
西单民主墙的繁荣基于官方批判“两个凡是”和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随着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被广大人民所认可，西单民主墙揭示的问题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涉及敏感的禁区。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中国人权宣言》。随后的3月25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二者以西方的人性自由和人权保障质询中国新一代领导，要求全面的西方式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反对*的专制，这就从根本上触动了改革开放初期，*为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励精图治的有限民主自由的底线。3月29日，政府以煽动反革命骚乱罪逮捕了魏京生，很快就判了他九年徒刑。中国改革之初，全松绑式的民主自由就此止步，西单民主墙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这种政治态势下，当局当然会对危及到*统治的思潮、理论和个人加以限制，甚至于专政。1979年11月，五届二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取缔西单民主墙的问题。在改革派的默许下，老左派很快形成了决议，于1979年12 月6日，开始禁止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小字报。
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长期以来，由于大树特树领袖的个人权威，逐渐造成了*内民主生活的缺失。领袖崇拜，个人迷信，由于斯大林地位和声望的失落，反而被中共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唯我独尊，一言堂，报喜不报忧，浮夸矫饰风气的形成堵塞了言路，蒙蔽了领袖的视聪。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和决策的英明程度，从而导致了屑小之辈，投其所好，逢迎阿谀，扶摇直上；忠良、直言敢谏的党内外的有识之士，反遭贬抑，流放的政治局面。从而使朝纲昏暗，政治乖戾，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以至于后来发生了不该发生的，名义上是反修防修，实质上是巩固自我权威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批曾经遭难的党政军高干重归岗位，千万蒙冤受屈的社会名流、华侨、知识分子与公务人员也得以重见天日，更多的是，在强制性的舆论归一的政治文化专制下迫切需要自由呼吸的人民也才真正看到了放晴的蓝天。他们都不希望政治文化的专制桎梏再凌驾在自己头上，他们也渴望民主，人人能够畅所欲言，实现言者无罪，思想无罪；能够自由地呼吸真正民主的空气。这样，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有一股民主的力量在推动言论的自由，舆论的民生化、自由化、社会化。都有欲望寻找一块能够自由论辩，关注国是的阵地。西单民主墙就这样应运而生。
开放伊始，改革派和凡是派对西单民主墙的看法是不一致的。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还警告全党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12月13日，叶剑英在三中全会上讲话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句话，在三中全会文献出版时被胡乔木删去）
与此同时，陈云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西单群众中去了解动态，收集情况，反馈中央。胡耀榜则表态：西单的大字报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如果来自民间的民主的觉醒与要求和来自高层的对民主的潮流的认同与推动，两股势力能够结合起来，中国的政治局面将会是另一幅清明廉洁，励精图治的美好景象。但是，魏京生们超出了执政的*对中国社会民主允许的底线，要以西方的民主取代*的领导。这就使新权威主义者相信：民主激进化会导致权威与秩序的瓦解，动摇*的统治地位，并使自己倡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失败。无论是文革派、凡是派还是改革派，在涉及到自身利益和存亡的大是非面前，都不肯放松警惕，拱手让出到手的权利。在镇压魏京生们的同时，中共中央收紧了口风，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极端民主化倾向为由，也收紧了自由民主的尺度。那蓝天白云的政治民主的黄金时期渐渐消失了，中共开始把经济建设提上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从农村改革始，以从土地入手，解决农业问题，甩脱计划经济时期长期不能丢掉的农业包袱；并以经济待遇分化的手段逐渐分化与瓦解了知识精英的队伍，转移了他们的视线与精力，把国人的注意力由政治民主转向生存与自我发展。当然，在前十年内，他们还未意识和真正做到这一点。
虽然，魏京生被捕后，西单民主墙还存在了一段时间，不过被划定到偏僻的无人问津的月坛公园，形势的巨变，使在多年来高压下生活的中国人噤若寒蝉，少有人去出风头张贴大字报，在正式取缔以前，西单民主墙已经消亡 。
与西单民主墙同时期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随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为农村四类分子脱帽，取消家庭成份的划分，以及文化、艺术、教育禁区的被突破，起到了匡正是非，公平民权的积极作用，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论的提出，更大程度地释放了被政治与思想禁锢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沉埋已久的对民主、自由、博爱、平等，以及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理想国度的向往与追求。建国三十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们敢于畅所欲言，竞论国是，自由呼吸，挺胸作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思想活跃，情绪激奋，热情洋溢，信心倍增。西单民主墙的存在与繁荣，各种民间的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纷纷面世，各种学术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真正呈现出一种空前的思想解放，政治环境宽松，人们心情愉悦，开放，人心思定、思治的大好局面。
现在，拨乱反正的形势已将成为过去，西单墙也该夭折了，这是它的必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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