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政（10）

第七章　新时代面临的十大挑战   （《中国新政》全文请点击链接：h-t-t-p去掉-://news.xinhuanet。C0m 替换。和0/book/2010-01/29/content_12895919.htm）
    失衡必须转向均衡，更须由均衡走向和谐
    自党的十六大后，由" 失衡" 所导致的" 发展的困境" ，促使中国重新思考与面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对当代问题的再认识。为此，邓小平的" 改革建国时代" 也开始步入尾声，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悄然开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建国时代制定的一系列改革理论措施和政策，毕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为中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更使中国能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骄傲地说，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已开始迎头赶上。但这毕竟已是历史的辉煌，中国必须面对新的问题，必须实现" 模式转型" ，必须将" 增长" 转变为" 发展" ，必须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虽然中国自" 科学发展观" 的提出伊始，就从理论上开始实施" 第三战略" ，可是在实践中却始终徘徊在" 第二战略" ，无法彻底摆脱既有改革模式的羁绊，仍然依照行为惯性滑行。直至2008年下半年百年一遇的" 金融海啸" 惊涛拍岸般袭来，中国的实体经济因金融震荡、市场低迷、外需萎缩而遭受重创。中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发展之路：" 增长" 不等于" 发展" ，更不等同于" 社会进步" ；"失衡" 必须转向" 均衡" ，更须由" 均衡" 走向" 和谐".而这一切不是靠" 市场经济" 单一手段能够实现的。这一切都说明，一个新的理论的提出，不仅需要历史的经验与总结，更需要理性的反思与评判。
    新中国建国60年之路，前30年" 革命" ，后30年" 改革" ，社会始终无法平静安稳，几代人的身心就这样被来回折腾。中国实在需要转入平稳发展、和谐生活的阶段，因此应当开启更广义的改革，即社会在平稳科学和谐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合规的调整。这种" 调整" 永远不会间断，但却不是疾风暴雨式的" 运动型变革".它是有序和谐的发展变动，包括未来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民生保障制度的改革等等，都应采取平稳和谐的方式进行。
    对" 开放" 也同样需要进行总结和反思。前30年的开放，使中国成功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成为" 世界加工厂" ，并使中国成为外汇储备最多、国际支付能力最强的国家。但是，" 开放" 的综合结果与原先设计的目标还有距离，以" 市场换技术" 的战略失误就是一个明证。30年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开放" 的目的首先应该是使党获得" 全球眼光和国际视野" ；其次是借" 开放"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和资源分配，即借助国际大市场获益；再次是通过" 开放" 提升中国自身的产业能级，最终探索自主创新发展的道路。
    总之，无论改革还是开放，都应对其原有的内涵做出适时的调整。一切改革与开放都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和平崛起与发展，为了民生改善，为了启动内需，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社会因利益分化，致使中国利益多元化时代的来临，原有的社会凝聚力因此而被击散，冲突随之而起。但是应该看到，利益多元化不仅是社会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推进社会进步的新生动力。也正因为此，改革需要深化，利益需寻找平衡。因为，利益差异的客观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能提供社会伸张和实现其目标的动力与空间，也能激发社会的创造性，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中国社会从单一利益结构转向多元利益结构同样也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和进步，目前缺失的是，如何在多元利益结构中寻找重建社会和谐的新利益机制，探索新的社会凝聚力。
    改革的初衷及终极目的都是为改变高度" 集权时代" 的弊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 效率".但中国自开始进入" 地方分权" 即" 减政放权、让利" 后，却出现了单纯强调地方利益而藐视国家整体利益的情况，甚至陷入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只想服务地方局部及眼前利益的漩涡。地方利益膨胀，中央政府的总体部署与宏观指导，是否能顺利贯彻在部分地区已成" 难题" ，因此，和谐社会的建立面临的地方阻力及难度不能小觑。
    腐败泛滥，能否找到有效的制约模式腐败成灾，已成为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缺少来自社会及其他党派的有力监督，共产党内的腐败最终要由党自身来解决，因此，如何形成真正的反腐制约机制，已成为执政党保持执政地位首先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
    不少人赞同，腐败是经济改革的代价之一。据美国麻省Endicott College博士陆嘉符研究，几乎每一项改革政策的出台，都成为新一轮腐败滋生的契机。他举例说，1984年中国开始逐步开放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双轨制导致寻租范围的扩大与泛滥。经济特区的发展在使用国有资源方面成为另一个腐败的重要源泉。在美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后，中国政府计划投入4 万亿" 救市".社会第一反应是，这4 万亿的投入，会否又为贪官们的贪渎提供了机会，是否又预示着是一次腐败泛滥高潮的到来。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次进步都必定会同时引发某一方面的衰退，腐败成为中国社会改革无可避免的成本。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处于艰难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之中。这种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腐败问题就是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伴随着社会转型，中国反腐工作已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构成对中国最大的政治挑战。
    虽然，中国目前发生的腐败现象主要的特征仍属单个化，是个人行为、个别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腐败已经在向纵深发展。伴随改革，权力失去制衡，地方或部门以" 一把手" 说了算，成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另外一种个人形式的集权；商业化浸入政府体制，追求GDP 的商业目标，掩埋了政府的服务职能等，都为腐败泛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良机".随着改革的深入，腐败开始从" 商业领域" 向" 资本领域" 发展，并蔓延至国有企业改制中、农村圈地运动中、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中、大型建筑工程的招投标中、股市的黑金操纵等金融领域。甚至从政府到军队官员的升迁中，都出现了腐败，而且贪官越抓越大。面对中国严重的腐败，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但同时也表现出悲观的情绪，觉得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资料所作的统计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265 美元至1075美元的阶段，是社会变革最激烈的阶段，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阶段，也是社会利益冲突最激烈的阶段。
    改革从本质上说是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应该看到，腐败并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而是制度化、体制化缺陷的产物。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现存的借鉴模式，只能采取" 摸着石头过河" 的方式逐步探索。由于早期缺乏科学的改革模型设计和社会激励机制，因此，也就很难预设和考虑在" 激励" 背后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当被计划经济体制及浓厚的阶级斗争气氛下抑制的社会利益诱惑机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尽情释放，而与此同时地方权力在市场化条件下得到扩大，又抑制了社会对" 权力" 的监督和制约功能，这些都给" 权力腐败" 创造了" 绝佳的机会".剧变的社会使原有的秩序规则失灵，而新的社会秩序却不能迅速建立起来，在无法找到有效的制约腐败的模式时，权力腐败就定然会在这样的体制缺陷中泛滥起来甚至成为某种" 必然".因此，能否建立起与时俱进的反腐体制和机制，就成为能否真正抑制腐败的关键。
    经济增长，能否找到平稳较快持续发展的模式近三年来中国经济犹如" 过山车" 般令人惊心动魄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资产价格飙升、所谓" 百年难遇的大牛市" 的来临到严重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挤出、经济增长放缓，一切似乎来得太快，人们还没从牛市狂欢中醒来，便一脚跨入了" 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在经济出现" 危" 时找到中国所需要的" 机" ，寻找到切实可行的中国经济平稳较快持续发展模式，是政府需要长远考虑的。
    社会循环，能否在平稳发展中完善" 自我纠偏机制" 社会运行周而复始，能否建立完善的" 自我纠偏机制" 是社会平稳进步发展的保证。中国社会能够步入第三战略阶段，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这种跨越式发展，既是前期发展提供的基础，又是对前期问题积累的无奈之举。再追溯到20多年前，中国第二战略实施的跨越，也同样是面对" 文革" 后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做出的历史性抉择。贫穷与富有、集体与个体、公平与效率、城市与农村、增长与贪渎等等，社会似乎周而复始不断围绕这些问题在" 纠偏".社会运行的这种周期性现象，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缺乏有效的" 自我纠偏机制".建立长效随机的纠偏机制，最终能否走出已多次出现的" 强力纠偏" 跨越式发展的" 怪圈" ，保持经济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进步，也是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又一次新考验。

说到底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