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雷霖中篇小说集《云端的月亮》

刘新宇

但借明月慰此心

——读雷霖中篇小说集《云端的月亮》

雷霖小说集《云端的月亮》六篇小说已脱离雷霖的肉身，列队跨着飘忽的脚步从我眼前走过；我也装出一副聪明的样子在这里讲述阅读与表达的愉悦，企图抚慰某些漂泊的心灵。

正安有两大现象特别为人们所关注：民工输出和小说创作。正安地僻民贫，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了民工外出潮流，几乎与此同时小说创作者群体也逐渐形成。

正安地处贵州北部，本土原生民族文化已被外来的汉族文化所侵蚀、消融，模糊难以独立存在；正安的这种次生文化处境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或浅或深的漂泊感。民工漂向全国各地，漂泊感是笼罩其整个生态的，但他们不擅用文字表达，外人难以体察。居住在正安的小说创作者们没有漂出远门，但他们有更为浓重的漂泊感——早已面目不清、退出现实生活的本土原生文化难以凝聚出根性的力量，对于外来的汉族文化，这里又是边缘的边缘。从正安以往的小说文本可以感受到，这些本土作者或轻或重对正安这片土地存有一种疏离感，他们没有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一种被宠爱、被尊崇的感觉，他们更多感觉到的是这片土地上的苦难与荒寒，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改造这片土地或者离开这片土地，没有能够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成为这片土地上狂欢的精灵。

雷霖是正安人，我也是。雷霖不断写小说，我断断续续读小说。

集子里面六篇小说有三篇我是读过的：《云端的月亮》、《冬苗》、《弦断有谁听》。《云端的月亮》写了荒远的天楼山上云端小学的一位老教师，亦师亦巫，隐约有宗教使徒般的风范，当时觉得其中似乎有构建乡土文化根性因素的意图。《冬苗》写了一位村姑，出嫁备受丈夫宠爱，后来丈夫打工致残，坚强地担起生活的重负；其中极写乡土之美恩爱之浓，似乎在暗示：众生的根在土地，根的生长在于人间至爱的永流不息。《弦断有谁听》把笔触伸向更为冷远的乡土历史文化之中，追寻一位民间女歌者命运轨迹，体悟与女性生命血泪相生的民歌文化。看上去雷霖是在一直向乡土文化的深部搜索解决文化漂泊感问题的因素。

倒是放在集子头条的《爷爷的河》不知道是雷霖什么时候写的，当然也没有读过。放在夜里顺顺溜溜的读了，读过之后心里一片平静，然后就无端的失眠了。

小说写了一个被大河所宠爱的家族。大河就是正安县格林镇境内的芙蓉江河段。

家族第一代“我”的爷爷，是个放筏子的首领，在江中捞物救人犹如玩耍一般。在江中捞起了他的骄傲、捞起了他的人生价值，也捞起了“我”的奶奶。家族第二代“我”的父亲，最有传奇色彩的是他十八岁骑龙下东海的事儿。他在雨幕江洪之中吼出一句“我骑龙下东海了。”居然让两岸的人们听得真真切切，也因此引来了“我”的母亲。第三代的“我”被父亲的梦想托举着走出了芙蓉江。

这是一篇充满浪漫诗性的寓言。

雨果说：“文学是从文明中分泌出来的，诗则是从理想中分泌出来的。这便是为什么文学是一种社会需要，这便是为什么诗是灵魂所渴求的东西。”

爷爷时代的文明是封闭在这一段芙蓉江上的，他满足地做着江上的精灵。父亲时代的文明已经渐次开放，他有了走出芙蓉江的渴求；他那一声“我骑龙下东海了”之所以会被两岸的人听得清清楚楚，是因为那一声吼出了人们心灵深处的群体愿望。“我”的时代已经是能够冲破重重障碍，走出芙蓉江，去了解那曾经在芙蓉江崖壁上留下诗文的文人生活过的地方的开放时代了。

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芙蓉江迷离的烟云孕育了富于幻想、热情、诗意的民风；使从小生长其间的文人产生了强旺的生命意识，泛神思想，由此而派生了流美观念、泛神倾向。由此我可以揣测雷霖小说中狂欢的诗情和神神怪怪的人物特质是源自何地了。

而这个寓言的所指，无疑又指向本土根性文化构建的企图了。

雷霖是仡佬族，我也是。虽然我们可能都不太在意这个并无多少实用意义的民族身份，但是我们可能都多少会在意这个身份所提供的文化差异质素。文化差异是重要的，因为差异意味着个性，意味着丰富与多样，只有无限多的不同性状的多样性质素才可能给发展提供活力与新的可能。

雷霖在小说里强调了“正安”、“芙蓉江”、“格林”这些区域性的名称，没有强调仡佬族这个民族身份。尽管对于正安作家来说，企图通过区域身份或者民族身份出让世界听到自己声音都是非常艰难的，但我以为，有着幽深文化历史的民族身份比之区域身份具有更坚韧与深沉的根性构建和生发的力量。

有人说雷霖有“月亮情结”，的确，在雷霖的小说里多次写到月亮，而且小说集的标题上就赫然矗着个月亮。月亮是靠反射太阳的光芒而明亮的，月亮缺着的时间也多于满着的时间，所以写月亮的文学多是悲凉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抚慰了作者自己，也抚慰了众多的读者。可是抚慰之后，我们应该去想一想太阳，去想一想象太阳一样热热烈烈、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和自信地对着世界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