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资料第二辑4

二）教材
各类学校的教材，是根据各个时期的教育宗旨和学制而定。
清朝末期，按“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和“癸卯学制”，师范传习所授四书五经、国文、国音、修身、格致、算学，蒙养学堂授的课程与师范传习所相同；初等小学堂授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算学、格致、英文、图画、音乐、体操共十三门；大路槽两级小学堂 的课程与初、高等小学堂的课程相同。
民国时期，根据“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和“壬子癸丑学制”，初小授国文、修身、算术、图画、手工、体操、唱歌、习字八门；高小授国文、修身、算术、图画、手工、体操、唱歌、历史、地理、自然、英语、习字十二门；中学授国文、公民（修身改的）、数学（包括代数、三角、几何）、英文、化学、生物、生理卫生、体育、历史、地理、军训、音乐、美术共十三门；师范授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英语、美术、音乐、劳作、体育、化学、政治、习字、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共十四门。这是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正式课程标准》颁布后，才陆续对课程作的修改。女子学校授国文、修身（后改为公民）、算术、图画、体操、唱歌、缝纫、刺绣、家事、习字共十门；短期小学授国语、算术、习字、唱歌；私立豫章小学授四书、国语、算术、习字；一九四一年县城和各区乡镇小学校改为中心学校，一至四年级授国语、算术、图画、体操、音乐、公民；五、六年级增授历史、地理、自然课，民众教育馆教育股，主授识字课本，目的在于扫盲。
（三）教育行政机构
国家对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和管理，由各级教育行政机关负责。其主要任务：贯彻教育方针，推行教育法令，拟定教育规章，编制教育计划，审核教育经费，任用教育人员，视察、指导和考核所属学校的工作，处理教育各项工作的问题等。因此，清末至民国时期，正安县都设有教育行政机构。
清末至宣统元年（一九O九年），正安州设学正团于鸣凤书院（今县委职工宿舍）并设训导署于下堂衙门（今县人武部）。学正署设学正职，是管理全州教育的行政领导，训导辅之。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至宣统元年（一九O九年），学正是贵阳府举人段绥之，光绪三十四年（一九O八年），训导是安顺府举人易振寰，直到辛亥革命。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贵州都督府政务处下设教育司，管理全省教育工作，并规定各县设立劝学所，管理全县教育事宜。正安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仍设立劝学所于鸣凤书院，首任劝学所所长为王凤翔，继之是闵仲谦、邱兆麟。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贵州省政务厅的第三科管理全省教育，正安县同时改劝学所为教育局，地址在鸣凤书院（今县委职工宿舍）。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贵州省政府、除民政、财政两厅之外，增设建设、教育两厅，正安县政府仍设教育局，地址没变。先后任过教育局长的有闵仲谦、朱孔阳、邱兆麟、赵促成、陈其鑫、闵哲知。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改教育局为教育拉，直到全县解放。先后任过教育科长的有阳育之、杨承庥、杨文书、梅友松、周立孔、陈裕宽、刘云飞、周镜泉、李秉中、杨本孝等（见表二）。
（四）教育经费
据《正安县志》初稿第十一卷载，解放前正安的教育经费，清朝时期靠斗息、屠捐，民国时期来自斗息、屠捐和黉田三项。
一、        斗息。清朝道光年间，全县学堂，都是一村一寨，几家十家，或富户一室，自备束脩，儿童就读。道光十七年，知州周深任内，始办义学于县城西门，名叫城西义学，但因经费无源，不久即废。同治十一年，知州黎怀任内，在全县创设义学二十二所（城中一所，德溪里九所，三江里五所，思宁里五所，思七甲一所，周盖垭一所），除思七甲、周盖垭各一所，教师由地方自聘，款亦自筹外，其余二十所，教师由官府考试录用，所需经费，规定以期场之斗息收入支付教师束
    二、屠捐。光绪三十三年（一九O七年），知州郎承谟任内，创办高等和初等小学堂于县城，所需经费，仍使用斗息收入外，并规定以各场屠捐收入补充教育经费。
三、黉田、又叫学田。正安黉田为光绪二十三年知州陶钟茂所创设，至光绪三十二年，当时经管黉田收支的鸣凤书院斋长（由知州在生员中遴选委任）曾习九、人故乏嗣，其经管十年的契约、簿据丧失无存。虽经知州郎承谟提询其亲属，终无所获，以致黉田产业夫从稽考。旋经劝学所所长王凤翔、闵仲谦先后数载多方清查，理出头绪，另行出佃，新立坐簿。全县黉田颁布在七个区（包括道真分的三个区），年产稻谷四百四十石零四斗九升，包谷八石一斗。
以上三项，据《正安县志》初稿第十一卷载，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共计收入八万零二百五十五元，其中：斗息、屠捐收入七万零二十五元，黉田收入稻谷四百四十石零四斗九升，按当时市价售款一万零二百三十元。同年七月，正安道真分治，道真分去斗息、屠捐款一万零二百七十六元，黉田稻谷常产量四十石。
清时的教育经费，由鸣凤书院的斋长（又叫山长，由知州从生员中遴选委任）掌握。民国建立后，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内务部通令学田收入充小学经费，由劝学所掌握。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县长陈樑任内，成立保安营，而将教育经费称作保安经费，改由筹饷局管理。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县长孟时钧任内，规定将教育经费划拨独立，为教育专款，由教育局管理。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裁局为科，始改由县政府第二科即财政统一管理，并由县财务委员会具体办理收支，查到全县解放。
教育经费的支付，大约分束脩、膏火、宾兴、卷田、奖励五个项目。
支给教师的劳动报酬，清时叫束脩，由斗息、屠捐项下开支；民国时期叫薪水，由统称为教育经费的斗息、屠捐、黉田收入开支。
清时，从黉田收入支给补助童生课读灯火和每月课资叫膏火；乡试、会试之年，发给应试人员的公车费，叫宾兴；科、岁两试，资助应试人员试卷费，叫卷田；发给优生费，叫奖励。此外，就是斋长每年的脩金了。如斋长每年脩金纹银一百二十两；生员一十五名，每月膏火八百文（制钱）；童生一十五名，每月膏火六百文（制钱）；第月初一，一次官课（由知州亲自考试），取超等生五名，第一名奖五百文，徐各奖三百文（制钱）；上等生五名，第一名奖五百文，余各奖二百文（制钱）。每月十六堂课，由斋长考试，取超等生五名，第一名奖五百文，余各奖四百文，特等生七名，各奖三百文，上等童生三名，第一名奖四百文，余各奖三百文，次取童生七名，各奖二百文（制钱）；课卷钱每年十二千文，看院工报酬每年五千文（制钱）。收支余额，留待乡试、会试之年，举贡生监宾兴之用，如逢举人进京会试、殿试，另由州牧捐资作为考生观光之费。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后，黉田收入移为教育经费，这项奖学制度仍有实行，就读的初中 生，在一九三六年以前，每人每学期发给银元五元，高中生每人每学期发给银元二十元。如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陈凤梧就读国立政治大学时，仅受奖一次，得五十万元（法币），由于货币贬值，只能买一瓶钢笔墨水。尽管如此，也不经常而终止。
（五）官民同心办教育
随着变法维新，新学渐次传入。举办教育，没有廉官重视创建学校，没有教师的呕心沥血，是不可能的。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知州黎怀，用各场斗息收入，在全县建立义学二十二所，以减轻学生家庭负担；当变法维新，停止科举，新旧学制互争图存的关键时刻，前清翰林院庶吉士郎承谟，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O五年），复任正安知州后，立即着手创办师范传习所，招收廪附生监入所传习半年毕业，为开展新学传授培养师资，光绪三十三年（一九O七年），复办蒙养学堂四所和高等、初等小学堂各一所于州城，师资来源于师范传习所；宣统元年（一九O九年），四川邛州拔龚蔚铨任知州时，又办两级小学堂于大路槽（现道真县属）韩氏宗祠。民国时期，县长陈绍端、陶汝耕先后创办女子学校于县城和安场；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县长黄群书、周凤文又先后创办正安师范、中学于城中。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县长石勋，下车伊始，鉴于正安中学教学质量不高，即从贵阳、遵义等地重金聘请大专院校毕业生王同恕、李叔森等来中学任教，并从全县教师中选拔六十人参加遵义地区小学教员署期班学习，目的在于增进教师素质，提高教学质量；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县长沈旦任内，除普建各乡镇中心小学外，又在全县各保，普遍建立国民学校，使适龄儿童都有读书的机会；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县长张礼纲任内，再办正安简易师范于县城，培训师资。这些都为发展正安教育事业，普及新学教育，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至于经济上筹资办学也是众目昭彰的。前清道光十七、十八年，知州周溶、鲁秉礼任内，除维护龙塘寺认租和白甲窝土地出租收入以外，相继劝募五千五百一十四千文（制钱），旋知州寿元渭，下谕州属寺僧捐钱四百六十三千文（制钱）购置田产，作为黉田收入，充实办学之资；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知州彭焯痛怜考生没有桌凳，乃自己捐钱新制桌凳一百套存于考棚，以备考生应试之用；光绪二十六年，知州郎承谟，目睹考生离试场或候场之间，遭受日晒雨淋之苦，乃捐廉建立雨亭，作为应试童生休憩之所，并捐俸银五十两，资助修建公馆桥，既方便商旅，又保证生员应试往返的安全。耆庶资助办学，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正安历无考棚，知州于钟岳意图修建，苦无地基，这时县城耆民曾永寿、曾薪传二个，挺身而出，慷慨解囊，主动志愿捐资，购置地基，支持修建考棚于南门（现县人民法院址），以备童生应试；三江里（现小雅区工农乡）民妇胡陈氏，心欢意悦地将自己常年产量一百余石的稻田献给公家，资助办学。官民同心，积极办学，对巩固和发展教育事业，鼓励学生刻苦读书，造福人类，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学识有人，而至出仕。清朝道光二十年至清末试中贡生以上的七十二人（见表一）；在民国时期出仕县团级以上的二十六人。他们中有的人还受到民众的好评。如《安顺文史资料》第二辑载：“郑先莘（正安县新洲大城乡人）于民国十六年、十七年担任安顺县长，创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自廉校长，招生一班，共三十多人。建两层楼房教室一栋。由于有了女子师范，提供师资，又办了女中，对地主教育是有贡献的。郑先莘任县长时，周西成主持省政，修贵阳到安顺公路。安顺负责修筑部份，如期完成，在地方又有政声，被提升贵州省财政厅长”。
（六）辛苦的教师
韩愈说：“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杨士勋疏：“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正安教育事业，特别是新学的传授，与娄以百计呕心沥血，含辛茹苦，蜡尽光残，为振兴正安教育事业贡献终身精力的老师分不开的。如前清文生和贵阳师范完全科毕业的闵仲谦老先生，一九O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即进入高等小学堂任教，连续不断，一生以教育为职业，时达四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清岁贡生郑作卿老先生自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试中岁贡后，即从事教学，并于一九O七年入高等小学堂任教，至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因病去世，教了三十三年的书；又如江珩宣老先生，一九一一年贵阳优师毕业回县后开始教堂，直到一九五O年土匪盘据正安时，仍锲而不舍地集中左邻右舍十多个儿童，在家蒙馆授以知识，一九五七年，因老去世。像这样的老师，虽然不多（见表三），但影响很好。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由成都、重庆、贵阳、遵义、绥阳等地读书回县任教的郑和周、曹受棋、李亚松、颜昌华、姜莹仙、姜凤仙、郑代兰等中师毕业生一百九十三个（见表九）和正安师范、正安中学毕业任教的教师，他们年轻，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新学知识丰富，从事教育忘我劳动，忍劳忍怨，在抗日时期，他们不论在课堂传授新学或者在校外宣传革命、宣传抗日，人人以身作则，个个生龙活虎，讲卫生，讲礼貌，新学之风大起，一下子将塾馆陋俗扫得一干二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振兴正安教育事业，普及新知识，提高民众文化，促进智力开发，处处事事都表现了高尚的心灵和含辛茹苦的精神，不愧为为类灵魂的工程师，值得社会崇敬，人们留念。
饮水思源，历代官民同心办学的史实和为正安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教师，应当流芳百世，誊著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