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历史记忆

生产队的历史记忆

郑传新

    生产队，这个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我国农村最低一级的生产单位和基本核算单位，随着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铺开，早在80年代中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作为一种集体生产生活方式，生产队始终是中国农民难以忘怀的记忆,生产队的故事总也说不完。我生长在农村，我家左侧就是一大栋集体仓库，曾在那里看着分包谷、谷子、杂粮等。当兵回来后还在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还曾经担任过几天生产队的记工员，对那个时期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最近，在编纂镇志过程中，通过查阅资料、座谈、访问、回忆，今罗列几句，也算是对生产队历史的回顾。

人民公社催生了生产队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是河南省驻马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1958年7月初诞生。正安县1958年12月区改为人民公社，乡改为管理区。 《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草稿）》规定公社设立农业、林业、畜牧、工交、粮食、供销、卫生、教育、武装保卫等若干委员会，下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指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消息在报上发表后，各地立即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
    8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经过讨论，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各地在秋收前后，先把公社的架子搭起来。
    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中央报刊相继发表了“迎接人民公社化的高潮”等社论。这样，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很快被推向高潮。生产队也随之普遍设立。
    1962年9月，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进行了重大调整。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不同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这就是“三级所有，队为所有”的基本制度。我们贵州居住分散，实行的是三级，生产队就这样诞生。

队长分派农活

    每个生产队基本集中在一个村子里的一个自然寨子里。这个生产队在这个湾子，那个生产队在那个湾子里，这就叫自然村落。生产队有大有小，一般按姓氏聚队而居，基本上是一个姓或三、四个姓氏形成一个自然村落的生活小集体。我家的那个生产队叫土凼生产队，就是何姓居多，再加上我家郑姓，还有一家王姓和宋姓，32户人家，150多人。分为土凼和龙家坪两大片。真正的土凼只有6家，还有叫什么阳二宅的，马嘴湾的，真正的龙家坪就是我的家，坝子很大，阳光充足，向山好，靠山硬，是我父亲向准的屋基，也是土凼生产队比较居中的地方。
    我家生产队的上级是青星生产大队，这个“青星”是1958年命名的，原来叫黑阡坝。有五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的初期规模人口大致在百人左右。
    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大多以自然村的名字命名，也有人民公社化的产物，大跃进的气息。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名字都改为带有政治色彩的名字了。我家的那个公社就有“战斗”、“卫星”大队紧邻的市坪公社还有“红旗”、“前锋”等等，也有的是以数字序号为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的地名又纷纷改为以地名或历史名命名、取消人民公社称号，设立村、乡、镇。现在那里就叫“市坪乡河渡村十二组”了。
    一个生产队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社会，需要有“管理层”，生产队负责人设有队长、副队长一至二名，还有妇女队长、另外还有记工员、会计、饲养员、保管员、技术员、出纳等等，俗称“八大员”，我当兵回来后就干过几天的“记工员”。多年担任我家那个生产队队长的是何能福，没有文化，但很会说话，会计是何承喜，读书不多，但能写很多，特别是算盘子抠得很熟。搞分配很内行。
    由队长、副队长、会计等人就组成了“队委会”，生产队的种植计划、评比每个社员的工分以及生产队的一些重大事项，均由队委会研究决定，然后由队长安排实施，那个时候，县、公社等还安排干部驻队，这些干部住在群众家里。由队里安排他们在群众家吃饭，然后交给所供饭的群众家每天8两粮票，2角钱，算是饭钱。谁要是吃饭不交钱，那是要受到严厉的处分的，轻的开除党籍、工作籍，重的可能会判刑坐牢。“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不少“红卫兵”，叫“宣传队”支持、帮助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作为基层最高“长官”，队长基本上都是由各生产队德高望重、号召力强、对农业生产相当了解的人来担任，但到了70年代初，不少回乡知识青年和城市下放知识青年，经过组织的培养。也陆续担任了生产队的队长，大队的团支部、党支部书记等职务，生产队长是不脱产的“干部”，并且是真正意义上的不脱产，他们不拿工资，他们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什么国家干部，也不是什么领导，没有任何特权，他们是完完全全不脱离农村、农业劳动的农民，他们与农民一样，在做好自己范围内的规定工作之后，也得下地干活去挣工分。
    到了上工的时候，队长或是敲钟、或是打开广播，有的时候是队长喊话。也有的地方规定了所放的音乐或歌曲，社员就知道是该开工还的收工了。例如当播放《东方红》时，是一天的开始，大家都知道该开工了；当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时就知道该收工了。开工的时候，大家集中在一起。等待队长派活，队长会根据男劳力、女劳力、壮劳力、弱劳力等不同情况安排活儿，然后大家分头去干各自的活儿，何时收工，大多时候都是看太阳，或听广播，这就叫“各尽所能”、“日落而息”。

挣的不是钱，是“工分”

    生产队时期，由于计划经济模式和管理体制的局限，加上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农业科学技术不发达，导致农作物产量比较低。社员能一年到头维持填饱肚子的就是较好的生产队了。有句歌谣：“一年忙到头。买不到一盒蛤蟆油”， 劳动人的手粗、有的还开了边口，五分钱一盒蛤蟆油，可以治一下手。然而，我所在的生产队还好，一年除按工分分得粮食，蔬菜、柴草外、过年还能分一些肉、油等，年底，还能按每个工分1.80元的现金，当然。那是最好的1975年，那年我在何能福队长家办小学，当民办老师，除了国家每月补助10元外，生产队给点工分。教了半年的书，被评了380分，当然星期天参加队里农业生产劳动，也要评点工分。记得有一次打谷子，担100斤，就给10分，谷子装不完，加10斤给1分，我加了20斤就得12分。那半年下来，总的挣得了35.80元，还分了一些其它的物资，加上国家补助的50元，算起来我的“工资”是够高的了。
    生产队里的粮食分配开始是按“人六劳四”分配的，所谓“人六劳四”就是把生产队所生产的粮食在交足了国家的任务后，从剩下的粮食中拿出60﹪来按人口分，剩下的40％按劳力即所获工分分配。
    “人六”的原则是因为有些家庭劳动力少，特别是小孩多的不能干活，又没有工分，如果按劳力分的话势必会吃不饱，所以，为了照顾这类人，必须这样做。“劳四”的原则是一种带了激励机制性质的分配方法，多劳多得，谁家劳力多，工分就多，所获的也就自然会多。我记得，我家的那个生产队很灵活，工分不完全以出工天数计，灵活计工，谁拾了一定的猪、鸡、牛等动物的粪便，交到队里，也可以计工分。我家老爹老妈就经常四处拾粪挣工分。运气好的话一个下午也能拾到100斤不等的粪，然后挑到队里过秤后计工分。1975年，我家挣得了100多个这样的工分（100斤粪一个工分）。
    星期天、寒暑假、还有农忙假我们都要回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就是我当民办教师那半年，抽空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为了挣工分，不少国家干部都在星期天主动回到所在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有的国家干部为了让自己的家属、子女能做些体力轻的活。往往会利用自己的权力，给所在的小队弄一些农药，化肥、返销粮等凭票供应物资。那时候，国家干部的家都在农村，不像现在都住在城里了，星期天都忙于“麻”了。
    生产队时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生产队是最基本的分配核算单位。除了实物分配外，现金主要是以“工分”的形式来分配。
    平时田间劳动的时候，记工员给社员记工是按照工分来登记的。生产队根据当年社员所获工分多少进行分配。“工分”标准的制定各地大同小异，“工分”报酬为两种形式，即针对“普通农业劳动”的标准工作日12分报酬和农忙时季节或特殊劳动项目的“定额报酬”。
    “普通劳动”指劳动强度不高，一般性事务的农业劳动。计分基准以每个“标准工作日”一般最多定为10--12分。以男壮年劳动力每标准工作日12分为例，男壮年劳动力12分；一般男性劳动力则定为9--12分；女性壮年劳动力为7--9分；一般女性劳动力（中年家庭妇女）为6--7分；学生指高中或以下，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高年级男生，健壮体力素质好，9--11分其他6--9分，高年级女生健壮体力素质好，6--8分，其他为4--6分，儿童3分。我当记工员时间不长，是队长照顾我的，但对记工分至今不忘。
    生产队在农忙时节（双抢、秋收），特殊农业项目采取的是按工作量记工的制度，叫定额报酬，这种制度只针对某一生产项目，生产队不统一工作时间，可以由几个人临时组成小组、家庭或个人为具体工作单位。如开挖土石方按每立方米15分，水稻的早稻插秧定为每亩40分，晚稻插秧定为每亩45分，收割环节的割麦定为每亩20分等等，依照具体情况而定，各地的工分量也不尽相同。
    工分为最小计量劳动量的单位，10个工分为一个工，也有20分为一个工。20世纪70年代，一般的生产队一个工在0.6--1.4元之间，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年居然分到了1.80元一个工。男壮劳动力一般一年可以挣650个左右的工分，女壮劳动力一般有500个左右。我在村小学担任民办教师的工分加上假日的工分半年居然有380分。

生产队里活动多

    我家的生产队有办公开会的地方，叫“队屋”，大队叫队部，相当于今天的村委会，生产队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队屋”里或生产队的晒场上进行，比如选队长、给社员定工分、搞阶级斗争、学毛主席著作等，这里实际上是生产队的“政治中心”。从我记得到1980年，我家的那个生产队一直在我院坝或集体仓库。特别是搞阶级斗争，生产队也要组织社员学习《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老三篇”，1975年3—8月，我就组织学了12次，在部队“天天读”我学会了这些文章，至今也还保存这些书籍。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那时的人的觉悟非常高，很多老队长谈到觉悟问题时认为学习很重要，当时天天学，大家私心不重，比如我家三哥当保管，仓库里的粮食不会少一两，老队长说，要是觉悟不高的话，拿一、二两回家完全可能。
    生产队时期，物质的匮乏并没有使社员产生精神上的贫困，社员们对未来有憧憬，对人生有期待，对集体有幻想，对荣誉有追求，对舆论有反应，对文娱有兴趣，对生活有情趣，我家的生产对就有好几个热爱集体的先进模范人物。
    对于生产队里的社员来讲，最奢侈的娱乐工具，恐怕就是一台收音机了，1975年3月，我从北京退伍带回一部收音机，大家都很稀奇，每次开会前都要集中收听一会。再后来比较普遍的“主流媒体”就是“有线广播”了。有线广播就是拉一根铁丝接到木箱中的喇叭上，在地上接一根铁丝（地线）就响了。
    每天广播只开三次，一般早上6点到8点钟，中午11点半到14点，晚上是18点到21点。广播里经常放的音乐是“社员都是向阳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早上固定的开始放的是《东方红》，再就是播放样板戏，还有就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1976年10月，广播的内容就不同了。
    客观的说，人民公社时期，充分发挥了集体力量，使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福利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公社刚成立时期，就迅速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建立了农技站等，而且还迅速建立起了公社中学，公社卫生院、幸福院、文化馆等；生产队建立教学点，高中办到了区，初中办到了公社或大队；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疾病预防做得很好，每个村寨都有防疫员，生产队经常用中草药熬成药汤挑到田间地头，全免费的送给社员喝，每年还免费的进行血吸虫普查和治疗。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当时说了一句话：“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众所周知，人民公社时期是我国农村文化教育、公共卫生事业等发展最快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农村就普及了初中，建立起了公费医疗制度。当时虽然生活困难，农民看病、孩子读书上学都不成问题，没有任何学生因为没钱不能上学的现象发生，当时读高中每学期也只交7.5毛钱的书学费，还可以享受每月2元的助学金。
    1983年初，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改革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的问题。《通知》指出，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实行政、社分设：公社和生产大队行政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变成基层政权组织，分别改为“乡、镇；村”。原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到了1984年底社改乡（镇）的任务基本完成。自此以后，“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概念就成为了历史。

郑传新，河渡的？余中健、徐世翠认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