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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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建国战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第二战略阶段，因与被称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密不可分，而被人们习惯地称为"邓小平时代"，其时间跨度以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到1989年江泽民为总书记，直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时止，前后历时约25年。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瓦解，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随之结束。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此次复出对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第一战略阶段的思想政治路线，进而促使中国社会进入第二次大转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和肯定，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思想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讨论最终冲破了长期以来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奠定改革开放方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但据于光远回忆："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为期36天。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因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设置对后来中央工作重心的转移起了重要作用。于光远回忆道：在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的第一天，华国锋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一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提出这三个议题之后，华国锋指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并说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正是有了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才使得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顺利实现既定目标，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性会议。
       
第二战略的六大特征
    改革建国时代实施的第二战略在思想观念、政治路线、文化价值导向、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都跨越式地呈现出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1）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重新认识，把第一战略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调整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此奠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客观基础与依据；
    （2）对党的基本任务及工作方针做出了实质性的调整，由单纯以政治运动为手段的巩固政权的任务转向以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明确了党在新时期、新时代的主要历史使命与中心任务；
    （3）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进行制度性改造与转型，把建立在单一利益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调整为多元利益并存前提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探索并初步实现了经济体制层面全方位实施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模式；
    （4）对既有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及传统思维定势进行改造，放弃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浪漫主义和社会理想主义价值观念体系，为中国步入世俗化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文化价值前提与思想观念条件；
    （5）对"闭关锁国式"的自力更生国家建设理念予以开放性突破，改变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自我封闭型和完全依靠自主发展的国家建设路径，借助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打开国门主动融入世界潮流，大力引进和吸收国际资本、国外先进技术、海外人才资源，实行对外开放方针，为加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利用并创造对己有利的国际环境；
    （6）对第一阶段建立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展开了颠覆性的改造，确立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分配原则，使原有的农民、工人、干部为主体的社会基本阶层结构开始被多元化的社会分层结构所替代，尤其是新生的中产阶层在新制度抚育下逐渐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
    经济高速发展是主要特征
    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战略时代，无论持何政治态度、思想倾向、观念模式的人，都能十分鲜明地看出它的主要特征：经济高速发展。因为，是这个时代促使中国社会真正步入了近代百余年来"和平建设与发展的时代"，为此，也有人干脆称该时代为中国的"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提出两个"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即从1980年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从2000年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两番。从实际结果看，第一个翻两番目标已提前5年于1995年完成，到2000年，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实际增长了4.4倍。在短短的20年左右时间，中国经济总量顺利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中国的GDP以年均9.6%的高速度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是1978年的11倍。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按现价计已达18232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3556元。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09407亿元，比2005年又增长了10.7%。为此，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看，中国的经济地位在这近30年中与日俱增，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到2004年时，中国GDP总量就已位居世界第六位，达到了19265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4.7%。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GDP快报，2005年中国的GDP一举超过英国、法国，位居美国、日本、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这些经济成就令国人振奋，令世界惊讶！
    仅从既有的数字来简单概括中国第二战略阶段取得的进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即中国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社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开始步入了真正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所谓"现代化"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其表征是中国社会动态结构的全方位调整与转型，即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层面的结构性变革。马克思曾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因此，当面对第二战略阶段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果的时候，绝不应忽视促成这一现象发生的背景与原因。
    首先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是第二战略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标志。虽然在第一战略阶段，中国经济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取得了巨大成果，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单一计划经济其内在的矛盾与弊病也开始暴露，这突出地表现为"短缺经济现象"，即日用消费品和民间财富积累的"短缺"，容易导致"普遍的贫困"。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现实发展，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一"体制性缺憾"所表现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正因为此，在20世纪70、80年代，几乎原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不约而同地先后进入了改革。邓小平正是洞察到这一无法回避的历史现象，才决心将中国带入一个民富国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凭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成为第二战略阶段中国经济演进的主要驱动力。经济体制的成功变革，释放了原先被制度禁锢的潜在社会生产力，唤醒了中国人对财富的渴求，物质利益因此而挣脱了政治理念的长期束缚，还原到它的经济本义。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前所未有地获得空前释放，创造财富的潜能得到充分迸发，经济犹如脱缰之马，快速奔腾，高速挺进。同时，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变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也与日俱增。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恰逢世界经济快速步入"全球化"，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正遇上国际资金在全球寻找新的投资热土。中国作为世界游资面对的最大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具有无法比拟的吸引力。外资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迅速转轨和国家对外政策的快速实施，以令世人惊讶的速率注入了正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国经济体制的适时转轨，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又在不经意间顺应了海外资金注入的体制的要求，由此，第二战略阶段在邓小平"改革与开放"的总体战略部署下，为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创造了不可多得和极为有利的内外环境，它犹如中国经济的"两翼"或曰"双轮"，驱动着中国经济在短短20余年时间内始终保持高速发展势头，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其次是思想观念系统的变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体制转轨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党的思想路线与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转换。曾经有海外人士难以置信地惊呼，为什么中国从毛泽东领导的第一时代转入邓小平主导的第二时代变化如此之快捷，即"转型"所必需的"社会总动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甚至没有遭遇任何实际阻碍便顺理成章地将一个充满"政治斗争"色彩的中国带入了"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人都清楚，中国早期改革开放承接的是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虽然，"文革"给国人留存下的近乎是"悲剧性的记忆"，但也正是"文革"造就和雕塑了当时中国人特有的思维定势："运动决定一切"，即坚信党的正确、跟着党中央积极参与由党发动并领导的各次"运动"，借此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文革"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从政治上被迅速地否定了，但是作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历史情结"却已深深地积淀和烙印在民族的文化心理层面，尤其是历史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更无法在短期内轻易地抹去。因此，既然"文革"是以连绵不绝的政治斗争而告终，那么，对"文革"的现实否定理应由一场党领导的新"运动"来替代。
    不可否认，自"文革"结束后中国人民几乎是在"集体无意识"状态中急切地等待党发动一场新的"运动"。随着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顺利展开，一场波澜壮阔的"经济运动"便十分自然地在"文革"惯性思维的制约中被国人合情合理地接受了。这与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改革时遭遇到的"社会动员"麻烦截然不同，中国借助人们的惯性思维使得前期社会改革动员显得十分顺畅，毫无阻力。但是，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革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拓性事业，社会经济生活层面的任何深刻变化，迟早会对社会既有的习惯性思维模式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形成冲击与挑战。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思想启蒙"在前，社会变革在后，以及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休克式"改革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其对传统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的变革与转换是伴随着"渐进式改革"的逐步深入而渐次展开的。
    因此，在中国第二战略时代与经济改革相呼应的思想观念的冲突与变革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先有70年代末的第一次以批判"两个凡是"为主线的"思想解放运动"；接着又有80年代中期"文化反思与批判"思潮的崛起；随后90年代初又开展了以"姓资姓社"为主题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21世纪初则直接展开了针对"改革路径选择"的理论大讨论；期间还数度穿插着新权威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多次交锋。正是改革开放期间通过现实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以及经历的数度"思想解放"，展开的多次"主义"交锋，中国人长期被习惯性思维模式和传统理念禁锢的文化价值系统（甚至"文革"都未能真正触及其"内核"）终于开始松动，市场所需的功利性价值观念，个体自主意识，以及因开放而生成的多元文化因子，逐渐注入并冲击中国文化深层的价值内核。由此在改革开放的20余年中，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和几十年培育起的"革命文化"，在解构与重构的不断交互中，几乎被近现代快速崛起的"商业文化"彻底置换和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