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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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正是经济体制彻底而全面的转型与变轨以及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深层解构与重建，两者交相辉映，才共同编织出中国30余年改革开放的壮丽图景。然而，也正因为这场标志着中国第二战略阶段鲜明特征的"改革"，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经济制度与文化观念方面触及面最广，影响力最深的一场社会转型与变革，因此，邓小平曾毫不掩饰地直呼"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既然是一场"革命"，那么于社会表层轰轰烈烈显露出的经济体制与文化观念的变革，必然最终触及社会的深层结构：社会权利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与再分配。不可否认，在2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无论顺利或艰难的每一次迈步，都无法回避地面临来自"权利与利益"的挑战。今天，人们在回溯已经走过的改革历程时，习惯把第二战略阶段的"改革"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1978-1992年；1992-2002年。
三阶段完成中国初始化改革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的起步与初期探索时期，在这个阶段，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迈出了改革的先行步履，而体制内的企业改革侧重点只在管理运作模式方面进行探索与调整，同时体制外的个体经济开始放开搞活。国家重点区域，如经济特区和东部沿海开放城市相继进入开放试点。此时"权利与利益"的调整逐渐展开，原有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开始让位于按劳取酬，但总体看，社会改革成果的利益分享还是普遍的，大众化的。过去几乎不敢奢望的家用电器"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等，在短短数年就陆续进入城市家庭，数十年如一日似乎永恒不变的工资收入也随着改革的前行脚步开始松动和提升。因而在整个80年代，人们对"改革"普遍抱有积极的乐观态度，支持改革的呼声强烈，人们甚至把80年代称为"改革的黄金年代"。当然，在此期间经济和社会也曾出现过数次波动，特别是物价改革初期发生了"高通货膨胀率"，但在中央有力的宏观调控下，90年代初社会和市场重新获得了稳定。
    改革的第二阶段是以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为标志开始的。在此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开始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成了整个90年代的主旋律。80年代的"双轨制"开始让位于市场体制，随之80年代国企改革由管理模式的探索转向了为适应市场体制的企业所有制本身的变革，股份制、私有化等多元制度模式的改革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至90年代中期，中国在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等领域的市场化探索与改革逐步展开，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即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成功。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由最初的探索转为全面铺开，同时，90年代初中期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也迅速地被运用于社会民生领域，即教育、卫生、社保等广泛涉及民生问题的众多领域也相继进入改革，从而使改革所触及的"社会权力与利益"的调整更为广泛和深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尖锐化"趋势。具体表现为：社会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阶层结构在不断地分化与重组、解构与重构中发生了巨大变动。中国第一时代形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分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多元社会结构所取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于世纪之交开展了一项历时3年的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该报告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资料，对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10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并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做了界定。同时，这10大阶层又分属于5种社会地位等级：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最终得出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层和企业家阶层的结论。
    改革的第三阶段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时代转换中党的建设问题。在世纪之交，当中国改革步入新千年之际，因改革而引发的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以及由此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思考已集中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当历史又一次莅临时代转折之时，最为重要的乃是在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对这一时代转折过渡期的思考，集中反映在江泽民针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化及经济制度的多元化发展而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2000年的春节刚过，江泽民在广东调研期间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三、和谐富国战略　
    承接着中国第二战略阶段的巨大成就，同时也面临着该阶段遗留下的新社会矛盾与难题，中国终于到了必须寻求一条新发展路径，确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探索一个新的改革模式的时刻，这些客观要求与时代呼声，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民意、遵循时代呼声，开始了新发展阶段的探索。这就是迄于2003年的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总目标的中国第三战略阶段的开启。
    称中国第三战略时代为"和谐富国时代"，主要基于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的转换。中国第二战略阶段主要面临的是"经济落后"，即总量不足，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问题，所以，把社会的主要矛盾确认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解决这一矛盾与问题的途径，则是通过经济体制（主要集中于"生产关系"方面）的改革，解决"生产力不足"的问题，而解决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问题则主要采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当年的主要问题"生产力不足"已得到初步缓解，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现象，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2004-2005年国家发改委与商务部等机构多次发出"产能过剩"的警告。如2005年据商务部统计，仅前5个月就有39种行业的900多种商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至2006年钢铁、电解铝、汽车、合金、焦炭、电石、铜冶炼及水泥、电力、煤炭等基础能源等行业都出现即期与潜在的"产能过剩"现象。甚至有报道，中国目前约85%的商品已处于"供大于求"状况。
    这一切都说明，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80年代初社会主要矛盾中"生产不足"的问题已逐步缓解，开始让位于世纪之交的"需求不足"。可见，今天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尽管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矛盾的两个方面，即"总供给与总需求"已发生了置换，原先的矛盾主要方面"生产不足"已被"需求不足"所取代。此问题虽然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萌芽甚至发生，但因中国当时采取的是"重商主义的外向型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庞大的"外需"掩盖了"内需不足"的矛盾，但"内需不足"毕竟是社会生产良性运行的致命"弊病"，长期存在则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因此，进入新世纪后，新一届中央领导就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开始转变发展思路，将中国经济社会变革与发展的视角直接投向引发和产生新问题和新矛盾方面：资源瓶颈、环境污染、分配差距、利益冲突等"自然生态与民生问题"。
       
第三战略面临三大问题
    2003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的态势，但人们开始感觉到，自然灾害、民间冲突、社会危机等开始在中国大地日见增加。尤其是2008年，除了8月北京奥运会的盛况以及9月"神七"飞天给国人带来的欣喜与振奋，几乎全年都弥漫着悲情与愤懑。上半年多有"天灾"：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等；下半年则多为"人祸"：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山西襄汾溃坝事件等。其间还夹杂着种种恶性事件的发生，如上海"7·1"杨佳袭警案、贵州翁安"6·28"打砸抢烧事件等等。矛盾频发、冲突不断。
    概括地说，2003年至2008年间面临的主要矛盾，突出表现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与人的矛盾，而这两个矛盾又集中反映在如下方面：
    一是经济安全问题。自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人们开始反省中国既有的发展路径，开始警觉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及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它包括：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技术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以及资源安全等等。从能源看，中国自1993年就从石油出口国转为进口国，目前进口石油已接近中国石油消费的50%，并且仍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此外，铁矿石、铜等重要矿产资源，可耕地面积，水资源等等都有趋向危险的态势。    生态环境的形势更不容乐观。水资源的枯竭与污染已导致中国"水荒"的出现！2004年《中国经营报》就刊登了题为"中国水荒报告：经济发展隐现缺水死穴"的文章，警示水对中国人的生存及经济发展的影响。文章借水利部人士的话说，因为缺水，中国每年工农业损失达3500亿元。同时，乱砍滥伐导致的森林面积的减少、空气污染也十分严重，水土流失、荒漠化正在威胁和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与生活。高能耗、低效率企业的大量存在无疑也正在蚕食着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与环境。从技术安全看，中国企业30年发展，核心技术与自主创新能力都不强，中国曾经设想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事实上已失败。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仅处于整个工业产业链的最底层。缺乏"核心技术"就丧失了竞争力，其隐患已日渐显现。从金融安全看，自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大量的海外资本投资多处于高风险之中，30年改革开放积累起的近2万亿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已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同时，人民币升值压力所导致的外来"热钱"，对中国资本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已构成不言而喻的隐患。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因发展而引发的这一系列经济安全问题，无疑在警示着人们，中国固有的发展模式已不足以支撑长期稳定的发展，中国的改革之路必须通过再度"转型"，开辟出一条更为科学与和谐并能够保持长期平稳发展的道路。
    二是比例失衡问题。2003年至2008年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与冲突，很大程度是由前期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比例失衡"问题引起的。"比例失衡"已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瓶颈"，同样制约着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难发现"比例失衡"问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中观、微观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领域甚至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是两大"失衡"：一是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失衡。"过度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老问题，甚至可以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30年持续高增长，其动力源很大程度来自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因此，"投资需求"在年度GDP所占比重逐年递增，目前已提升至45%以上，而"消费需求"虽然每年也以约10%的速率增长，但其在年度GDP中所占比重最高时也仅为35%，大大落后于投资需求以及发达国家的60%~70%的合理比例。二是国际收支"失衡"。这是由"经常项目"下国际贸易与"资本项目"下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它直接导致外汇储备大量积累，2008年末中国外汇储备几近2万亿美元。宏观经济的"内外双失衡"极易导致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等危机情况的发生，事实上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因美国"金融海啸"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与此"失衡"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