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破解的尹珍之谜

罗遵义

继2010年7月县文广局组织人员赴洛阳、荆州探访尹珍求学踪迹之后，今年8月中旬，我县又组织相关人员赴尹珍任过刺史的湖北省荆州市，尹珍先后拜为老师的许慎的家乡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应奉的家乡河南省项城市，开展了“千里寻师踪”的文化考察活动。在当地政协和文史部门的全力支持配合下，通过参观当地历史文化遗存，查阅当地文史资料，与当地文史专家座谈交流，初步探明了尹珍当年拜师求学的史实，获取了对《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典籍载述的有力的佐证，从而理顺了相距数千里的尹珍文化、许慎文化、应奉文化这三个地域性特色文化的逻辑关系和内在联系，使三者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文化体系，为三地联动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充分的条件。所以可以这样说，此次考察活动收到了预期的成效。

但是，从严谨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态度而言，我们对尹珍的研究仍然显得十分的狭隘和肤浅。总体清点自明清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尹珍文化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大多仅局限于尹珍籍贯以及尹珍文化对后世的影响等一般性问题的探究，而对尹珍本人的生平事迹以及其精神思想的深刻内涵却缺乏较深层次的发掘和研究。固然，经历代学者的研究和考证，尹珍的籍贯问题已经通过先后两次从正安析置道真县、早年的《贵州名贤传》和近年的《贵州县名溯源》等多种形式作出了最具权威性的定论，即是“正安是尹珍的故里”，正安也因之获得了“贵州文化策源地”的美誉，由此关于尹珍的籍贯问题已无再作争论的必要。但是，由于尹珍生活的年代距今已近两千年之久，历史的烟尘掩埋过于厚重，尹珍留给我们的近乎就是一个虚空的概念，使得我们在研究、发掘和打造尹珍文化这一人无我有的地方文化品牌时，面临了诸多的难题，不少谜团亟待我们在不懈的探究中去破解。根据笔者多年来涉猎尹珍文化的积淀和体念，认为我们必须要与省内外专家一起，尽早破解关于尹珍的诸多未解之谜，才可能将尹珍文化真正打造成为内涵丰富、外延宽泛的形象丰满的的地方文化品牌，最终成为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谜之一：尹珍求学的线路。

当时的正安尚属蛮夷之地，从这里到相距数千里之遥的洛阳，其行程之艰难可想而知。所以搞准尹珍当年北上的具体线路，对于我们真切地了解路途中的艰辛程度，进一步认识尹珍，体味其百折不挠的精神毅力，汲取其精神思想的丰富营养，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性问题。然而，由于完全没有可供参考的史料记载，所以对尹珍北上的线路至今仍然只能靠推测。目前有两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参考。

其一是我的看法。我认为尹珍是南下番禺后乘船北上的。因为在刘秀称帝之后，包括尹珍的先祖在内的牂牁郡的豪族大姓为了表示对东汉朝廷的拥护，曾组织了一个使团南下番禺乘船北上京都朝贡。使团之所以选定这条线路，我分析一定是相比完全走旱路北上要轻便快捷得多，同时也要安全得多。那么当尹珍定下北上求学的决心之后，在行程线路的问题上，一定会优先选择先辈们所走过的线路，更何况与其同行的仆人肯定很少，因此他绝对不会选择豺狼虎豹和绿林大盗随时出没的旱路的。

其二是重庆南川学者余飞的看法。他认为尹珍的行程路线应该是：由毋敛坝（即今正安县新州镇）出发，经古花、大有、马嘴（或者是合溪、小河）至南川，复经木凉、大观、土溪到太平场，出巴南区丰盛，至木洞水码头，然后登舟顺江而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余飞说这是一条北上中原的捷径。

谜之二：尹珍授教的地区和范围。

尹珍一生中大多时间均致力于文化教育，其足迹遍及黔、渝、滇的不少县份，时至今日除了我县保存完好的“务本堂”及“尹珍墓”等遗迹之外，在本省的绥阳县、桐梓县、都匀市、独山县、印江县、道真县以及重庆市的南川区、綦江县、云南省的曲靖市、昭通市等地，都曾有过纪念尹珍的古建筑，并且这些地方均以尹珍为荣而自称“尹珍故里”，从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尹珍故里”争夺战，足见历代人们对尹珍的尊崇和景仰。

但是我们打开地图不难看出，以上地方跨连几个省，相互之间或南或北、或东或西，跨度均在千里之遥，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尹珍授教之处肯定远不止以上这些地方，实际情况极有可能还包括这一幅员范围内的另外的一些县份，只是这些县份曾有的相关文化遗迹被历史的烟尘早早地掩埋了，尹珍曾经在当地留下的影响就渐渐淡远了。

假如尹珍授教之地就真的仅仅只有以上几个地方，那么对《后汉书》、《华阳国志》中“南域始有学焉”，以及郑珍“凡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等权威性的说法，我们又当如何理解呢？按照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具备一定的“量”的积累，就不可能达到一定的“度”。关于牂牁郡，我们已经知道它的幅员范围大致小于今天的贵州省，而对于“南域”所指我们则可以有多种理解，因为历代王朝均以中原为正统，而将边远地区一律视为“化外”鄙称“蛮夷”，故此“南域”要么特指西南地区即今天的川、渝、滇、黔，要么泛指整个长江以南。从范晔和常璩对尹珍首创之功和深远影响评定的本意，我个人偏向于后一种理解，认为郑珍的评说似乎狭隘了一些，因为尹珍曾经到过的云南、重庆等地方，历史上本来就不属于牂牁郡辖地，而且尹珍到过的独山县一带，本就与广西交界，所以很难否认他也曾涉足过广西的不少地方，再则当时的两广及越南一带均为蛮夷之地是不争的事实，其后的文明进程也定然直接或间接地承受了尹珍精神思想的深远影响。由此而论，我们对尹珍授教到过的地方和范围，还不能根据仅有的相关遗存就轻易下结论，而是要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发掘和研究，才能尽最大可能地还原尹珍的生平业绩。

另外，还有一条线索可供探寻。应奉因先后两次平定武陵蛮叛乱之功，被朝廷擢升为司隶校尉，他命官府郡国报送前人像赞，并指定由其子应劭连缀报送名录，将像赞穿插其中，编纂成《状人纪》。应劭受父亲影响，不仅能征善战官至泰山太守、军谋校尉，而且还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人，有《中汉辑序》、《风俗通义》、《集解汉书音义》等著述留传后世。应奉与尹珍有师生情缘，其时尹珍去世也不太久，而且尹珍任过荆州刺史，完全具备录入条件，故而应奉是不可能将其漏录的。如果还能查找到《状人纪》，或许会有大的收获。

谜之三：尹珍的生平年表。

依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给尹珍列出下面这样一个生平年表：

公元79年（章帝建初四年），尹珍出生于牂牁郡毋敛坝；

公元99年（和帝永元十一年），20岁的尹珍到京师洛阳拜著名儒学大师、经学家许慎为师，潜心学习八年之久；

公元107年（安帝永初元年），尹珍返回家乡“手建草堂三楹”，设馆教学，首开南域文化教育先河；

公元153年（桓帝永兴元年），学者应奉任武陵郡太守，尹珍慕名前往拜师学习图纬；

公元？年，尹珍应诏出仕，先任尚书丞郎，后任荆州刺史；

公元？年，尹珍辞官回乡，将原学馆改名为“务本堂”，矢志教书育人；

公元162年（桓帝延熹五年），尹珍病逝，葬于务本堂后，卒年84岁。

从上面这个列表不难看出，尹珍84年的人生轨迹中，居然有三分之二完全是空白，而这大段的空白恰恰是他四处游历授教和出仕为官这两个处于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段，使得我们根本无法了解他在这两个重要阶段中的活动和经历，而这恰恰又是要还原他生平业绩最不可缺失的关键内容。另外，就此列表而言，至少有两个不合情理的地方，一是尹珍拜应奉为师学习图纬时，已经是74岁高龄的老人，其身体状况还能经受千里跋涉之苦吗？单就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平均寿命的局限，的确让人难以置信；二是他出仕为官是在拜应奉为师之后呢，还是应该在之前？假如是在之后，作为临近80岁的老人居然会应诏为官，不仅受身体状况的制约而难成事实，而且还有悖于他年轻时就立下的志向和追求。

谜之四：尹珍后人的去向。

据《汉书·食货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述，尹珍的先祖与龙、傅、董等家族早在西汉初期就是中原“豪族大姓”，汉武帝时大将军卫青开发南疆，为了“实边”、“保境”而“募豪民田西南夷”，这些豪族大姓因而成为郡县官吏权势者，并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夷汉部曲”（即军队）。他们坚决维护汉王朝的统治，曾在反对王莽篡权和公孙述割据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刘秀称帝后他们共同赴京朝贡表示归附，受到了朝廷的封赏。由此而知，尹姓自汉武帝时期直至尹珍问世的200多年间，应该一直是权倾一方的名门望族，人丁也必然特别兴旺发达，及至尹珍功成名就之后，尹氏定然更加兴旺。但是令人不解的是，相关典籍对尹珍后人的情况全无记述，作为其故里的正安县新洲镇今天完全没有尹姓人家，正安县境内仅土坪镇林溪河有几十户尹姓，但查其家谱系清朝初年由外省迁入。那么，曾经兴旺发达近300年的一个庞大家族是怎样在这个地方销声匿迹的呢？这的确是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假如要推测其中的原因，无外乎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战乱，但其后真正发生在这里的战争应该说是极少的，比如尹珍去世二十多年后爆发的“黄巾大起义”，其主战场是在长江以北，之后的诸葛亮“七擒孟获”主要是在云南，随后的千多年时间这里也无大的战乱的记载，所以尹姓因战祸而消失的可能性不大；二是自然迁徙，个人认为这个推测较为客观。这里有一个可比照的实例，即尹珍的第二位老师应奉的家乡在河南省项城市的南顿上头村，应氏在西汉后期直至两晋的300多年间，达官显贵、文才巨子辈出不穷，是当时中原地区为数不多的豪族大姓，可是经过其后一千多年的沧桑迭变，其后人不断迁徙他乡，现今仍留在南顿上头村的应氏后裔仅有40来人。这种现象的存在，我认为是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及迭变的自然规律的。由此我想到我省的文史权威陈福桐老先生曾经特地给了我一份经他多年考证而得的《尹氏名人录》，其中在尹珍之后的就有尹赏，为长安令，后迁执金吾；尹敏，博通经籍；尹勤，为司空，封福亭侯；尹勋，三迁邯郸令，五迁尚书令，封都乡侯，拜大司农；尹立，为京兆尹；尹翁，东海太守。从这份名录来看，在尹珍之后的较长一个时期，尹氏在历朝历代均有达官显贵，足见其族势之强旺和绵长，虽然不敢断定他们均是尹珍的嫡传后裔，但也不敢否定其中就有他的同宗同族，而且就从现在来看尹氏仍是小姓，当时属于同宗甚至嫡传的可能性是完全有的。这当然要做大量的探究。陈福桐老先生还告诉我，现今尹姓最集中的地方有四川省铜梁县的尹家市、山东省高城县的尹家集、河南省舞阳县的尹集，假如实地考察一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谜之五：尹珍的著述何在？

按照历代研究者形成的共识，就尹珍的学术成就而言，大家给了他三顶桂冠：经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尹珍在许慎处学习《诗》、《书》、《易》、《礼》、《春秋》达八年之久，许慎将其视为最优秀的一位学生，足见其对“五经”研习之深厚。尹珍学成之后不贪恋京师的繁华，毅然回乡传教授业，这才有“南域始有学焉”、“凡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贵州文化教育鼻祖”的评誉，在许慎家乡“许慎文化园”图文资料中将尹珍称为“南中国的孔夫子”，这与我前几年提出的“北有孔子，南有尹珍”的评定完全一致，这些都说明尹珍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万世功绩充分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认可。书法艺术方面，尹珍在其后数百年间仍享有盛名，南北朝时期宋朝王愔的《文字志》和唐代张彦远的《法书要录》所列秦汉以来120位著名书法家中，就有尹珍其名，而且是贵州唯一的一位。综上所述，称尹珍为经学家、教育家、书法家完全正确，这三顶桂冠与他的首创之功和术业成就是完全对等的，我们应予充分的肯定。

但是，在对尹珍的研究中我们却面临了一个极大的难题，这就是尹珍在这几个方面留给我们的完全是空白。说他是经学家、教育家，可至今未发现他的任何著述；说他是书法家，仍然至今未发现他的字迹。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千古之谜。谈到他的书法，重庆南川的学者余飞倒还有一个新的发现，即是在南川太平场雷劈石崖墓群中，有一幅内容为“阳嘉二年王师作值四万”的摩崖石刻，风格为汉隶，呈印式布局。我也曾两次实地考察过。余飞通过严密考证，认为应是尹珍在南川授教时受人延请所书，并撰文论述，可惜未得到更多方家的认可。此幅摩崖石刻的拓件现存我县尹珍文化博物馆。

是什么缘故导致尹珍的著述未能传承下来呢？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战乱说。恰如前文分析尹珍后人在正安消失原因时所述，本人不很赞同这种观点。

二是化外说。受历代王朝形成的中原正统固有观念的影响，各朝史书撰稿人均未将边远蛮荒之地列为记述的重点，因之历代专事收集编纂阶段性名人学士的经典图文篇章时，受当时信息条件所限，也只能以中原一带为重点而忽略了边远地区。而且就事实而言，当时的云贵一带并未真正进入汉的版图而受其直接统治，只是作为小的邦国归附于汉，所以也才有了滇王和夜郎王问汉使“滇（夜郎）与汉孰大”的千古笑话。此次在许慎的家乡与其嫡传后人交谈时得知，他们祖辈以来就一直把尹珍认为是来自外国的学生，还说许慎十分舍不得尹珍离去，但为其志向所感动，便亲自为其送行，看着尹珍的背影，许慎欣慰地对一道送行的人说：“尹子去也，吾道南矣！”意思是说随着尹珍返回家乡，我的文化理念、学术思想也将跟着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听了我们介绍相关情况之后，许慎的后人们才知道他们竟然把尹珍的国籍误传了一千多年。因此，个人比较赞同“化外说”，尹珍的术业成就被史家学人“挂一漏万”而“漏”掉，在当时和其后的岁月中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

三是条件说。这也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说法。众所周知，纸是蔡伦发明的，在他之前的书籍都是书写在竹简上的，既不易于收藏，也不便于传播。而蔡伦生于公元61年，卒于公元121年，尹珍与其就生活在同一时代。蔡伦造纸成功是他晚年的事情，而且量小价昂，基本上只能供宫廷专用，所以整个民间在当时是很难享用到蔡伦的发明成果的，尹珍固然不能例外。由此可以推断，尹珍在他大半生的游动教学生涯当中，其所有的著述定然是“竹简”式的，著述多了，在换一个地方时，无法全部带走，所以大多著作都被若干次的“忍痛割爱”而丢弃了，其后人迁徙他乡时，也肯定顾及不了这些宝贵财富，自然就遗失殆尽了。当然，尹珍应诏出仕后，就其级别在当时是可以用纸张书写了，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没有心思或者说没有时间再来撰写有关儒学、经学及教育等方面的著述了，而为人题写几幅字的事是肯定时有发生的，但作为应酬之作，况且“书法家”的名号在他生前可能还不是十分响亮，所以人们是不会刻意收藏的，当然今天就无法欣赏到他的书法真迹了。

尹珍生活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岁月的长河冲刷出大片空白是正常的事情，历史的空白并不能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但作为后人，有责任通过努力去填补这些空白，从而让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滋养出更多的优秀儿女。谜团因空白而生，空白因谜团破解而充实，只有消除了空白，事物才能还原到本身。本文将尹珍文化最主要的谜点罗列出来，并冒昧地抛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目的是引起更多的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使这些关键之谜及早得到破解，为全方位开发和利用尹珍文化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