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安文史四题（正安的四姓土司、“改土归流”与流官、真(正)安州三个州城及几次迁徙）

□罗遵义

　　说到正安的历史沿革，人们说得最多的应该要算“珍州”了，譬如“古珍州”、“珍州旧地”等等，许多特定场合还自称为“珍州儿女”，其中融汇了人们很深厚的地缘情愫以及对历史的惦念。但是，珍州作为由唐至宋600多年间地方行政建制，其行政级别、治辖区域、州治治所、管理体制等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作为正安人，很有必要全面了解珍州600多年的演变过程。

　　珍州最早建置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官方采纳渝州万寿县人的建议，“开山洞”而置播川镇。因川中有座山叫降珍山，于次年改播川镇为珍州，这是珍州州名之始。对珍州州名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为了纪念东汉先贤尹珍而取其名为州名，意在弘扬其教化育人的精神理念。应该说以上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前者重区域内地理标志而显名，后者则侧重于带有政治色彩的管理理念而树立楷模。

　　珍州初设时其行政级别为今天的地(州)级，下辖夜郎、丽皋、乐源三个县。正安属乐源县境。唐天宝元年(742年)改珍州为夜郎郡，治辖没有改变，但随后即与东北面的溱州合并为溱溪郡。乾元元年(758年)又将夜郎郡分出另设建制仍名珍州，治辖如前。元和二年(807年)，又撤去珍州并入溱州，州治在今綦江南部的黔渝界上，领荣懿、扶欢、乐源、丽皋、夜郎五个县，正安仍属乐源县。

　　自唐中后期开始，因王朝统治衰弱，之前一直被列为经制州管理(即由朝廷直接派流官经理节制)的溱州地域，逐渐变为羁縻州管理(即由地方民族首领自治管理，相当于之后的土司制度)，并且这种管理方式一直持续到明万历年间“平播之战”后明王朝实行“改土归流”方才终止。

　　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实际统治溱州地域的土著酋长田景迁“以地内附”(即献出治辖地域归附朝廷)，朝廷赐名珍州，封田景迁为珍州刺史，领夜郎、丽皋、荣德、乐源四县。开宝元年(968年)，田景迁说本州多火灾，请求改为高州(一说为“西高州”)，又称夜郎郡。大观二年(1108年)，夜郎郡以及遵义市地域内又有三个土著首领向朝廷“献地”表示归附，朝廷即以杨光荣献地置播州，以杨文贵献地置遵义军，以骆文贵献地复置珍州。此时的珍州初领乐源一县。宣和三年(1121年)领乐源、绥阳两县及遵义砦，治所乐源，在今仁怀东南，正安仍属乐源。南宋咸淳(1265-1274年)末年，珍州及所属两县划属播州，又称乐源郡。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或稍后，置珍州思宁等处长官司，仍隶播州。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占据巴蜀及播州之地的明玉珍建大夏政权，因避讳改珍州思宁等处长官司为真州。这是历史上包括正安在内的区域在地方行政建制上以珍州为州名的终止。之后才是真州长官司、真安州、正安州、正安县的地方行政建制及名称的历史演绎。

　　正安的四姓土司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对少数民族地区一时难以直接统治的情况下，沿袭该地区先前的管理制度实行的一种间接统治的治理体式，是在朝廷派遣流官实现直接控制之前的一种权宜之计。正安地处西南荒僻之所，自古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被历代王朝视为“化外之邦”，因此自唐末至明万历“改土归流”的近800年间，正安一直处于土司的统治之下。

　　综合《遵义府志》、《正安州志》、《正安县志》、《道真县志》、《遵义百科全书》以及有关谱牒的载述，正安(含道真地域)历史上的土司主要有冉、韩、骆、郑等四大姓。其任职及世袭情况大致如下：

　　冉姓土司：冉姓尊冉桂森为始祖，因有从父冉守忠征南僚、平诸洞之功，于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被授为珍州军民宣慰使，子孙世袭，其间职务有变更，直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土归流”时冉晟改任本州土同知并替袭迄止，历经宋、元、明三朝共424年，其后革除时间不详。

　　郑姓土司：正安郑姓尊唐末入播平南诏之乱的郑畋为始迁祖，尊郑畋的十世孙郑昌孙为始祖。因郑昌孙于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率部抗击蒙军有功，被授为珍州总制兼蛮夷总管，世袭数代至明洪武五年(1372年)，诏令改总管府为长官司，郑瑚为首任长官司长官，之后传至第十二代郑葵，时平播之役爆发，郑葵和副长官骆麟率先归附朝廷，以千人从军为向导，立有战功，故“改土归流”时授郑葵为真安州土同知，相当于副长官，从六品，并世袭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才被革除。郑姓自南宋领珍州总管至明洪武五年计135年，领真州长官司长官计229年，领真安州土同知计74年，先后历经南宋、元、明、清四朝共计438年。

　　骆姓土司：正安骆姓尊骆世华为始祖。骆世华于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与杨端、郑畋、成展、安增、令狐滈一起受僖宗敕令入播平南诏之乱，职授光禄大夫领前军元戎镇夷大将军，“血战六载，方获全功”，?后受僖宗敕令“釆地乐土，遇烽沿获，永镇边夷”，即为统治地方蛮夷的首领。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以骆世华之十二世裔孙骆文贵献地内附而复置珍州，授奉训大夫、内殿崇班使，仍领珍州，子孙世袭至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授真州长官司副长官，再传十一世至骆麟，“改土归流”改授骆麟为真安州土判官，从七品。天启元年(1621年)骆麟子光祚袭任，传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因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王朝覆灭，真安州骆氏世袭之职也到此终止。正安骆氏自唐末骆世华至明末骆光祚止，先后经历唐、五代十国、宋、元、明，世袭正副长官长达768年之久，是正安土司中世袭时间最长的一家。

　　韩姓土司：韩氏《南阳宗谱》说：“韩与郑、骆、冉建树州之绩，四司分管珍地”。韩谱称珍州韩姓为宋韩世忠之后，其子彦质于宋绍兴元年(1131年)入播平“苗乱”未归，因功世袭王爵，元初改食珍州，降为巡检司巡检，世袭至明初革除，其世袭王爵及改授土官共历240余年。

　　从以上典籍载述的情况不难看出，其中有不少相互矛盾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郑、骆、冉三姓在相当长的同一时期均为同一职级，如宣慰使、总制、总管、长官，是珍州至真安州不同历史时期的同一职务，不可能由几人同时担任;二是冉、韩二姓的世袭世系与总的世袭时间相对照，完全不合常理，如冉姓世袭时间共424年，而推导下来的承袭代数仅十一二代人，每一代平均为35年左右，世袭时间跨度长，承袭代数少，而且均无明确的承袭时间。导致以上问题的原因一是时间久远，史料散失不全;二是一些谱牒中难免存在牵强和夸大的问题。但是，上述典籍的载述还是让我们了解到以下基本事实：一是在正安的历史上的确客观存在过四个姓氏的土司;二是这四姓土司在主政期间均无“暴政”记录;三是他们都能顺应历史潮流，在朝代更替之际，都能积极主动地归附新的中央政权，并应诏参与征剿平叛的战事，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上作出过重大贡献。以上这些，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改土归流”与流官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平播之战以杨应龙自缢身亡而告结束之后，为了强化朝廷对播州地区的实质性统治，平播之战的主帅李化龙向朝廷呈递了著名的《播地善后事宜疏》，提出了在播州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建议，朝廷即于次年在播州地区全面实施“改土归流”，所有新建置的府、州、县主官一律由朝廷选派，对归附早、有战功、无民怨的大小土官则改授副职。

　　查正安现存清代编撰的《正安州志》、《正安新志》、《续修正安州志》三部史志，记录在案的从“改土归流”至清光绪年间近300年时间内，先后在真安州、正安州任职的流官共计279名，其中知州(州牧)122名，学正33名，训导36名，吏目55名，千总(把总)33名。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名录是不完整的。

　　从时间跨度上来分析，知州(州牧)一职的名录较为齐全详实，多数的到任时间精确到月日，而且上下任之间都基本上能够衔接，但另几职的记述就比较简略，缺漏就比较严重，其中学正和训导两职上起于康熙五十五年，吏目一职上起于雍正元年，千总(把总)一职上起于乾隆二十一年，这三个职务上起时间之前一直到“改土归流”的那一段时间，是当时的中央朝廷本身就未设置这些职官呢，还是虽然设置了但未委派，或者是记载散失?现在已完全无据可考，只能视为遗憾了。

　　我们再来看这些流官的构成情况。从文化层次上看，246名文职官员之中，有进士13人，举人53人，其余为贡生、监生、廪生或附生;从籍贯区域上看，来自外省的有158人，余者半数以上因记载太简略未注明籍贯，其中相当大部分也应为省外;从民族成分上看，有旗人14人(全为知州)，其余均为当时意义上的汉人。

　　另外，我们从上述史志记述的详略，不难看出官员业绩的大小与优劣。名录中多数只载姓名、功名、籍贯、到任时间，另行评述为政情况的有37名，其中褒赞性质的36名，否定性质的1名，记述虽然都很简略，但观点十分鲜明，如对同治三年九月到任的知州杨言的评述：“剥削士民，疏防失守，合州实受其害”。寥寥14个字，就将其贪酷、昏庸的本性揭露无余，令后世永远唾弃。

　　综合多部史志及民间传述的情况，正安由明至清的流官中绝大多数还是勤政清廉、有所作为的，其中公认政绩卓著的有如下几位：

　　郭维屏 真安州首任知州，到任不久即选址于思宁里潏水园修建州城，从而结束了正安历史上“流动政府”的历史，推进了地方治理的规范化。

　　汪 歙 曾两任正安州知州。第二次到任即“请帑修城”，即位于今天县城所在地的州城。所建州城坚固壮观，时有“遵义府的大堂，正安州的城墙”之誉。

　　张元钰 知州任上，在原“正安义学”的基础上重新修建了一所颇具规模的书院，并亲自命名为“古凤书院”。这是正安历史上的第一所由官方修建和开办的书院，对正安文教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罗才枟 曾两任正安州知州，复任后见“古凤书院”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雨侵蚀，已经十分破旧，便主持对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建。首先在院内重建讲堂三间，同时在东西两廊增建斋舍十间。讲堂之上，建楼一座，曰“魁星阁”。后堂又扩建三间并左右厢房。经过此轮建修，书院面貌焕然一新，更加宽敞壮观，规制更加完备。他将重修后的书院改名为“鸣凤书院”。

　　赵宜霦 曾两任正安州知州，任内重视兵防以消除匪患，制约豪强以解民众疾苦，鼓励整修道路以利通行。另外还办了两件特别有意义的大事，一是拨款重修“务本堂”，并亲自撰写了《重建务本堂小序》，对尹珍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倡导“尊前贤，励后学”;二是主持编修了《正安州志》，并亲自撰写了《正安州志序》，在前人修编志乘散失殆尽的情况下，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陈大典 进士出身，道光三十年任正安州知州。任上“爱民爱士，弊削风清，不事严刑，听断平允”，百姓有“父母”之称，离任时哭泣相送数十里。

　　朱百谷 知州。任上爱抚百姓，“内平花池教匪，外御桐婺叛寇”，并主持修建文峰塔“以培文运”，著有《太学坊表》八卷刊印发行。

　　于钟岳 于邻近务川、湄潭匪乱盛行之时任正安州知州，为保境安民，先后两次率部往务川、湄潭助剿匪乱。他特别重视教育，先后创建安溪书院，重修鸣凤书院，维修务本堂，亲撰2000余字的《尹道真先生务本堂碑》，力辩尹珍为正安人，其翔实的考证和鲜明的观点，对后世研究尹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有《嘻笑山房诗》若干卷。后升任遵义知府，奉调龙里镇压苗民起义时战死，时年仅37岁。

　　彭 焯 因军功而任正安州知州，任上断案公允，治理严密，尤其关顾贫弱病残之人。先后两次率领募集的民兵攻打骚扰县境的务川土匪，终绝匪患。后升任遵义知府，逝于任上。

　　徐阶平 正安州吏目。当时遵义知府陈玉 引种柞蚕成功并向各州县推广。他在悉心教民饲养柞蚕的同时，还从外地请来技师传授烘种、饲养、缫丝、纺织方法，之后又从浙江购进桑蚕种，引导百姓种桑，发展桑蚕，加工丝绸。正安蚕丝和丝织品因品种齐全，质优价廉，而成为省内及陕、甘、川、鄂等地客商的首选。他又捐出养廉费修建三圣祠，其旁设蚕丝交易所，进一步推动了正安蚕业的迅速发展。他任吏目13年，廉洁自守，捐廉助学，爱抚百姓，民间均尊为“慈母”。他63岁时告老还乡，因贫滞留遵义杨柳街，去世后葬凤凰山下明心寺后。正安百姓感念其恩德，集资于三圣祠旁修建徐公祠，安场、瑞溪徐公祠也相继建成，每年分四时祭祀。后经遵义知府平翰题奏获准，徐入祀名宦祠。

　　郎承谟 重庆丰都人。少年勤学，19岁中举，20岁进士及第，先后两任正安州知州，是正安州最末几任知州之一。任上创立师范传习所一间，续办蒙养学堂四所，创办高等、初等小学堂各一间，并规定全州屠捐全部用作教育经费，大大推动了新学的发展。他十分重视交通建设，先后主持募捐修建了公馆桥、杨兴桥等多座大石拱桥，修通了米粮至牛都坝之间“十二茅坡”悬崖峭壁上的通行大道，使百姓出行艰难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因其功德广布，百姓皆尊称“郎大老爷”，其名其事妇孺皆知，民间还衍生出许多有关于他的传说并流传至今。

　　真(正)安州三个州城及几次迁徙

　　今天的正安县和道真县在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县级行政建制，是从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改真州设置真州长官司开始。真州长官司存在的217年间，因战乱频繁、时局动荡，很难确立相对稳定的治所，所以一直没有修筑城池。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因统治播州的土司头目杨应龙公开反叛明王朝，朝廷即派辽东巡抚李化龙总督湖广川贵军务，调集20万大军分八路入播，经过几个月的苦战，终于在当年六月攻陷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囤，杨应龙自缢身亡，被称为整个明朝时期最大的两次战役之一的“平播之役”宣告结束。

　　为了确保播州区域的长治久安，平播之役的次年，李化龙上疏朝廷，请求废除原播州地区世袭七百余年的土司制度，改行由朝廷委派官员治理的流官制度。朝廷采纳了李化龙的建议并立即实施，这就是遵义历史上著名的“改土归流”。

　　按照“改土归流”的方案，朝廷废除了播州宣慰司，以其地分设遵义、平越两个军民府，派流官治理。遵义军民府辖区为乌江以北之地，领1州4县，即真安州、遵义县、仁怀县、绥阳县、桐梓县。真安州为原真州长官司改置，其辖区如前。播州的改土归流加强了边沿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对维护国家统一有着深远的进步意义。

　　平播之役与改土归流，给当时的乌江南北广大地区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局面，因此修建州县城池逐步列入主政者的议事日程。改置前的真州长官司的治所的具体地点没有准确的记载，《明一统志》和《明寰宇通志》说蒲明寺在真州长官司治东(未言里数)，务本堂在真州长官司治西六十里。据此推断，真州长官司的治所应在普明寺与务本堂之间，而普明寺在今道真县的上坝，《道真县志》(1992年版)认为其治所或在上坝场附近，或在桑木坝，但有待于考证。

　　平播之战的第二年即1601年，真安州知州郭维屏选址于思宁里潏水园(今道真县旧城镇)新建州城。州城占地44万平方米，城垣周长2340米，东西南北面分别为巩昌、永清、兴化、崇明4个城门，各门均建有城楼。该工程于当年4月动工，次年秋天竣工，仅一年半时间。从现存遗迹可以看出，城墙全系重两三百斤的长方石料砌垒而成，仅城墙石料就至少达五千立方，工程之浩大之艰巨可想而知。在当时建筑工具较为落后的条件下，工程速度之快令人惊叹，这一方面体现了先民们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也足见府州两级对州城修建的高度重视，因此在工程督促上就肯定特别的紧严。

　　潏水园作为真安州的州城只有19年时间，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迁往正安东北的毋敛坝，相对潏水园州城故称为新州。修建潏水园州城，应该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为什么使用不到20年就弃之迁徙另建呢?《正安州志》对此有明确的载述：“偏处北隅，离府辽远，地势偏窄，形如坐井。”“于州之四方独远，……离府六百余里，不但公役跋涉为苦，一旦缓急，应援无及。”可见迁徙另建的原因是城址不居中，离遵义军民府太远，遇到急难事情鞭长莫及，不利于长治久安。《正安州志》又载述了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即是州城“为土寇窃据，迁于三江里”。而新的州址之所以选择三江里毋敛坝，一是这里距四川近，因为当时的真安州隶属四川，便于上下衔接;二是这里是川黔交通要道的门户，有利于商贾交易;三是这里是东汉先贤尹道真的故里，文化底蕴深厚，有利于通过文化加强治理。新的州城选址位于上一年重建的尹珍务本堂的东北五华里处，即今天的新州镇老城村。新的州城在正安史学界称为“明真安州州城”(潏水园州城则为道真地域上的“明真安州州城”)，其建设过程及规模格局等，至今未查到明确的记载，但从至今仍明显可见的城垣遗迹，以及当地沿袭称呼至今的“大堂”、“二堂”、“鼓楼坝”、“城隍庙”、“弘乐寺”、“城门洞”、“北门坡”、“西门田”、“上街”、“下街”、“老城”、“韩家楼”、“润生号”等地名，还有合作化时期改土造田挖出的不少的古砖、碎瓦、瓷碗、铜器、铁器、铜钱等物件，可以推测出新的州城至少应与潏水园旧城不相上下。

　　明真安州州城存在了22年，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被川匪姚天栋、黄龙攻陷，州城毁于火焚。清康熙元年(1662年)，新任知州金思睿迁州治于古凤山麓，即今正安县城。当时清军入关不久，天下尚未大定，无暇筑建州城。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反叛占据云南、四川、贵州，真安州自然被纳入吴三桂的治辖，州址便迁至土坪，但因该地一则缺水，二则一马平川易攻难守，又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回迁至古凤山麓，州址从此再无变更。

　　雍正二年(1724年)，因避讳改真安州为正安州。新的正安州城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初六动工兴建，次年二月初五告竣。州城城墙高一丈八尺，城垣周长五百三十二丈五尺。有城门四座，东西南北分别为“来青”、“迎薰”、“凤仪”、“拱极”。每座城门底座长约四丈五尺，宽约四丈，高二丈五尺，城门洞宽八尺。城门上修有总高三丈八尺的两层长方形阁楼，第一层为石砌炮台，第二层四面花窗，以作瞭望放哨和检阅、休息之用。阁楼四角翘檐，两层八角欲飞，气势宏大壮观，故有“遵义府的大堂，正安州的城墙”之誉。此次修建，虽然仅仅用了四个月时间，但作为州城已经初具规模，之后的嘉庆二年(1797年)又再次进行了补修和续修，正安州州城才最终定型。

　　从真安州治所由新州老城迁徙至今，昔日荒芜冷落的古凤山麓长期作为县级行政建制的驻地，给我们留下了351年难以抹去的记忆。

尹珍务本堂

正安县庙塘十一涵古墓

哦，“向黔看”非黄明福。

据说姓“骆”的也是土司之一，骆世华还是唐末时期的大将军，在正安文历上也有记载，骆将军的坟在南川区在大观镇，在一座大山下，真与一般坟一样，此坟既高大，风水又特别好。